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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潮】第一章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 第三节 古代文明
 更新时间:2018-1-19 20:57:44  点击数: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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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古代文明

  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开始了更大的创新和冒险行动。他们从山区迁往大河流域,发明了新的灌溉技术,创建了新的社会制度。冶金术、犁、抽水车、车轮、上釉的陶器等技术都是那个时候产生的。这些新技术和新制度相互作用,孕育了新的古代文明。约在公元前3500年(可能比这更早)时,由于技术和文化的进步,人类成功地实现了从新石器时代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过渡。文化是复杂的现象,包括人类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创造人类社会的能力和习惯,简单地说起来,人类的文化活动,大致可分为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物质文明、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古代文明的特征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产生了,诞生了由制度确立的国家政治权力,文字、科学、艺术的发明和进步,大型建筑(尤其是纪念性建筑)、较为成熟的冶金技术的出现,因国家治理和等级分化需要而产生的纳贡和税收的出现等等。

  按照国际考古学和历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与中国文明同样年代悠久,属于自生自长的“原生型”古文明,地球上总共有七个,即中华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爱琴文明、玛雅文明和犹太文明。

  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文明建筑

  人类文明的太阳,最初升腾在长江、黄河流域,随后也升起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在那块历史学家称作“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的土地上,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就崛起了伟大的苏美尔文明。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的乌鲁克文化,那规模巨大而简陋的水利灌溉农业、频繁而初始的经济贸易活动、独具系统和完备的楔形文字体系、拔地而起的一座座大小城市等等,从时间上说竟比巴比伦文明还早1000多年。从前号称“四大文明”之一的古巴比伦文明,实际上不过是两河流域的一个小字辈。是苏美尔文明孕育了巴比伦文明和印度文明,而与巴比伦差不多同时的古代文明,恐怕至少也有一二十个之多。

  苏美尔文明也叫两河流域文明,苏美尔人是这一文明的伟大创建者。他们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因为他们是来自远方的黑发种族,在他们带来的石碑上的铭文中,自称为“黑头人”。现在有学者提出,他们其实是华夏民族的后裔,因在炎黄大战中,战败的炎帝部落有很多人逃难到那儿。在公元前4000年时,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湍急的河水,从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创建了人类历史上较早的文明。

  苏美尔文明实际是城市、城邦文明。他们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建立城市的民族之一。早在公元前4300――前3500年,苏美尔人就在两河流域内部平原上建立了不少城市,如欧贝德、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捷姆迭特、那色等。城市的建立,标志着两河流域南部地区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向文明时代的过渡。公元前3500-前3100年,两河流域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进一步加快了,到公元前 3100—前 2800年,两河流域南部已经形成了12个独立的城市国家,主要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拉伽什、乌玛、苏鲁帕克、尼普尔、基什、西帕尔等。

苏美尔文明太阳历

  苏美尔人不仅是城市文明的创建者,也是文字、历法、文学、艺术、宗教、技术、法律的发明者。

  苏美尔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文字的发明,对于知识的记录和传播,对于文明的发展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考古学家在基什附近的奥海米尔土丘发现了一块约在公元前3500年的石板,上面刻有图画符号和线形符号。这是两河流域南部迄今所知最早的文字。两河流域书写的材料是用粘土制成的半干的泥板,笔是用芦苇杆(或骨棒、木棒)做的,削成三角形尖头,用它在半干的泥板上刻压,留下的字迹笔画很自然地成了楔形,因此称为楔形文字(cuneiform)。写好后的泥板晾干或烧干,可长期保存。后来,他们对文字进行了简化,把图形符号从2000个减少到600个。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楔形文字,被后来的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所承袭,并随着商业和文化交流的扩大而传播到整个西亚。

  为了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需要,苏美尔人发明了数学和科技。

  苏美尔人对于数字的运用,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在金字塔附近找到的一块泥版上,开列出了一道由两个数字相乘的计算题,其最终乘积如果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结果竟是一个十五位的数字195,955,200,000,000,这就是距今6000年以前的苏美尔人已达到的数学知识水平。 而公元前500年左右,很多民族还认为10000这个五位数字,简直是一个“大得无法计算的值”,凡是超过了10000的,就被称为“无穷大”。苏美尔人那时候就开始了产品计量和距离、面积的测量。

  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苏美尔人就发明了车轮;他们还仔细观察和记录天体的运动,发明了太阳历。他们以月的圆缺,周而复始为一个月。一年分12个月,其中有6个月各为30天,另6个月各为29天,全年共354天。这样每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少11天多时间,于是他们又创立了设置闰年的办法。

  他们引入了将小时分为60分钟,每分钟分60秒的计时系统。这种计时方法一直延续至今。苏美尔人在建筑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最主要的建筑遗迹是塔庙。由于两河流域没有巨大的花岗岩石,苏美尔人用砖块建造塔庙。苏美尔人习惯于在旧神庙原址上建新庙,因历代续建,神庙地基变成了多层塔形的高台,顶端供奉着神龛。这种高台建筑,叫“吉古拉特”(Ziggurat)。

  苏美尔人在造型艺术上也颇有造诣。早期以小型雕塑和镶嵌艺术为主。出土的面具、祭司组雕、公牛头(牛头竖琴) 、“乌尔军旗”等,堪称当时的典范。后来,苏美尔人偏重于较大型的雕像和浮雕(纳拉姆辛石碑)。宗教在苏美尔人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崇拜许多神,如天神(安努)、地神(恩利尔)、水神(埃阿)、太阳神(沙马什)、月神(辛)、女神(伊什塔尔)等。相信诸神的意志决定了天体的运动,因而,他们花费大量的心血去研究天体运动,以洞察神的旨意。苏美尔宗教有一个令人值得注意的特点:它不主张有什么极乐的和永恒的后世。由于宗教在苏美尔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祭司在当时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祭司和管理人员(这两个词往往意义相同)需要学习楔形文字,因而神庙区内附设有学校,教授楔形文字和祭司等级需要掌握的其它知识,苏美尔的这些学校是现知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学校。苏美尔人建有很多阶梯型金字塔,全都用来进行祭祀,因为他们的神总是高高地居于神山之颠,所以需要在金字塔顶来祈祷,这样就能够接近神的宫殿,使神便于接受人的礼拜。这种顶礼膜拜的祭祀方式,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影响迅速扩展开来,并且保持了数千年之久,从巴比伦王国到亚述王国,从巴比伦到尼尼微,随处可见这样的阶梯型金字塔,甚至连《圣经》里的巴别塔,它的外形也是阶梯形状的,如果能够建成,也将是一座小型的金字塔。

  另外提及一下作为苏美尔文明遗产之一的汉谟拉比法典。

  1901年12月,由法国人和伊朗人组成的一支考古队,在伊朗西南部一个名叫苏撒的古城旧址上进行发掘工作。一天,他们发现了一块黑色玄武石,几天以后又发现了两块,将三块拼合起来,恰好是一个椭圆柱形的石碑。这块石碑高2.25米,底部圆周1.9米,顶部圆周1.65米。在石碑上半段那幅精致的浮雕中,古巴比伦人崇拜的太阳神沙马什,端坐在宝座上,古巴比伦王国国王汉谟拉比,恭敬地站在它的面前,沙马什正在将一把象征帝王权力标志的权标,授予汉谟拉比。整个浮雕画面庄严而稳重,表现了“君权神授”的观念。石碑的下半段,刻着汉谟拉比制订的一部法典,是用楔形文字书写的,其中有少数文字已被磨光。这就是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这是世界上较早的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的制定也是古巴比伦王国奴隶制中央集权强大的标志之一,它消除了原来各城邦的立法,把全国法令统一起来。公元前1762年,汉谟拉比(阿摩利人)成为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国王。他勤于朝政,关心农业、商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他在位43年,使巴比伦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汉谟拉比每天要处理的申诉案件太多,实在是穷于应付。他就让臣下把过去的一些法律条文收集起来,再加上社会上已形成的习惯,编成了一部法典。汉谟拉比命令把法典刻在石柱上,竖立在巴比伦马都克大神殿里。汉谟拉比法典分为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共有282条,其中包括诉讼手续、盗窃处理、租佃、雇佣、商业高利贷和债务、婚姻、遗产继承、奴隶地位等条文。汉谟拉比法典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在巴比伦社会中,除了奴隶主和奴隶,还有自由民。这部法典的很多条文是用来处理自由民的内部关系的。处理的原则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比如,两个自由民打架,一个人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对方就要同样被打瞎一只眼睛作为赔偿;被人打断了腿,也要把对方的腿打断;被人打掉牙齿,就要敲掉对方的牙齿。甚至有这样的推定:如果房屋倒塌,压死了房主的儿子。那么,建造这所房屋的人得拿自己的儿子抵命。为了巩固奴隶主的统治,法典还规定了一些更严厉的条款:逃避兵役的人一律处死;破坏桥梁水利的人将受到严厉处罚甚至处死;帮助奴隶逃跑或藏匿逃亡奴隶,都要处死;如果违法的人在酒店进行密谋,店主如果不把这些人捉起来,店主也要被处死。巴比伦社会里自由民还包括租种土地的小农。他们也受着奴隶主的沉重剥削,他们每年要把收成的1/3,甚至是1/2缴给出租土地的奴隶主。法典中还规定:债务奴隶劳动3年可以恢复自由。但这仅仅是给自由民的一点小恩小惠。奴隶主逼迫一些还不起债的自由民成为债务奴隶,反过来又用这种规定来笼络他们。正是依靠这部法典,汉谟拉比时代的巴比伦社会,成为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中统治最严密的国家。按照现代社会法治人权平等精神,汉谟拉比法典相去甚远。它对社会秩序有规范,但极不平等。将人分为有公民权的自由民、无公民权的自由民和奴隶(包括王室奴隶、自由民所属奴隶、公民私人奴隶),主要是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而奴隶则毫无权利可言,稍有过失即受到断肢的可怕惩罚;是一部严刑峻法,动辄处人极刑;男女地位极不平等,丈夫是无可争辩的一家之主,是妻儿的主人,他可以将他们当做物品一样典当或出卖。丈夫可以娶多个妻子,而妻子如果通奸将被处以死刑。如果说它有进步之处,可能体现在以下几点:确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限制利率,保证度量衡的信誉,确立了政府赔偿制度等。在公元前3000年到前2276年的700多年间,苏美尔的各城市国家为了争雄称霸,相互征战,大打出手,力量大为削弱,闪米特人萨尔贡一世(前2276—前2221年)统一了他们,建立了一个南达波斯湾、西到地中海的阿卡德帝国。280年后,来自伊朗的新入侵者打败了萨尔贡一世的孙子,苏美尔人的城市国家又一个个重新出现,直到乌尔城邦崛起,再一次统一各城邦,建立起一个纯粹的苏美尔人的帝国(史称乌尔第三王朝)。这一帝国从公元前2113到前2006年,维持了一个世纪。这块文明的土地,后来还先后被汉莫拉比、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及西方人征服过、统治过。历史出现了断代,文明毁于一旦。当然,文明的种子还是埋入了土地,以另外的方式生根开花,孕育出一种新的文明。

迈锡尼文明

  苏美尔文明建筑 苏美尔文明太阳历

  古希腊文明

  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希腊文明以其独特的风采、波澜壮阔的画面与卓越的成就享誉后世,具有 “永久的魅力”,“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语)。它的文化创造达到了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高峰,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持久、深刻、广泛的影响,以致今天和未来的人们总可以从她那里找寻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之源。由于对她的偏好和景仰,在一部谈政治哲学、社会理想的著作中,我要多费点笔墨,对她进行欣赏、解读和解构。

  在我们先前的印象当中,觉得古希腊文明比古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文明要年轻很多。其实,古代希腊文明的历史,远不止古典时代那短短的200年,也不止加上希腊化时代的500年,而足足有4千年之长。19世纪末叶以来,考古学家在小亚细亚和希腊大陆的发掘,证明荷马史诗描写的特洛伊、迈锡尼的故事都有一定的历史根据,是信史的一部分;而20世纪以来,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宫殿、派罗斯的王宫和泥版文书的发现,更使古希腊文明(爱琴文明)的年代,一下子变得几乎可与中国文明等量齐观! 早在古希腊文明兴起之前约800年,爱琴海地区就孕育了灿烂的克里特文明和麦锡尼文明。考古发现,克里特最早的新石器遗址约始于公元前6000年前,公元前2500年后,铜器、青铜器逐渐增多,石瓶、印章、黄金饰品物的制作引人注目。克里特文化深受西亚的熏陶和埃及的影响,因而,英国学者奥斯文·穆瑞提出了“东方化时代”的概念,但是,克里特人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地复制、模仿东方文化,而是对其加以吸收改造,逐步形成自己的气质风格。克里特文明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海洋文明、商业文明;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与男性一样重要;海军强大,而陆军不足;城市国家的建设与王宫的建设关系紧密,建筑更注重舒适度而不是外表的华丽,给排水系统非常先进;自然主义的绘画艺术成就较高;各种手工艺技术较为发达,以精巧秀美著称,尤以陶器为最等等。公元前1700~前1400年,克里特文明发展到它的全盛时期,首都克诺索斯是欧洲的最大城市,各个村社和睦安详,古代作家非常羡慕她的“伟大、富足和丰衣足食”。约公元前1400多年前,克里特文明遭遇大自然的飞来横祸,毁于能量比唐山大地震大几千倍的火山喷发及相随而发的浪高达90多米的大海啸,爱琴文明的中心不得不转移到希腊半岛的迈锡尼。 迈锡尼文明  迈锡尼文明是希腊青铜时代晚期的文明,是克里特文明的继承者,它由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城而得名。在荷马的笔下,迈锡尼城是一座“黄金遍地,建筑巍峨,通衢纵横”的名城。从被挖掘出的迈锡尼古城堡遗迹来看,城堡高耸在山顶,平面呈三角形铺展开去,守护在城堡门口的是一对已经无头(可能是金子做的,疑被盗)但仍然威风凛凛的石刻雄狮。两只狮子顶着一条柱形石板雕,象征威严荣耀的皇权。因此,迈锡尼城堡的大门得一美名——“狮子门”。进入城门,就可看到城堡内的建筑以当年迈锡尼国王的皇宫为主体,并设有圣火祭坛、国王的珍宝室、多座竖坑式墓穴和蜂窝式墓葬群。墓穴里发现的尸体多为黄金所包裹,有一具男尸脸上还戴着精致的黄金面具,妇女头上也装饰了各种黄金首饰,连墓内的小孩儿也是被黄金片所覆盖。还发现有金盒、金盘、金容器、金制的儿童葬衣和种种刀件。其中的一座贵族墓穴金银陪葬品多达870件,世所罕见。由此可见迈锡尼享有“黄金之城”的美誉确实当之无愧。城堡的东面还有大量商人的住处,在那里发现了不少陶器。在迈锡尼古城的挖掘中,人们还发现了迈锡尼的线形文字B,证明迈锡尼语言是属于古希腊语的一支。而且文字显示,当时的迈锡尼社会已是奴隶制社会,有许多的奴隶数据记录。 迈锡尼文明在充分吸收克里特文明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城堡坚固,擅长陆战,喜用马拉战车,尚武等等。正因为如此,在希腊诸岛中被奉为盟主。在城市建设和海外贸易方面,比克里特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前1400—1200年,为迈锡尼文明的繁盛期。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多利亚人的入侵毁灭了麦锡尼文明,他们凭借其先进的铁制武器,攻城略地,实行野蛮统治。在大约400年间,古希腊社会出现了严重倒退,城市尽毁,商业凋敝,贸易萧条,文化没落,难民外逃,重新回到了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原生态社会,希腊历史进入所谓“黑暗时代”。因为对这一时期的了解主要来自《荷马史诗》,所以又称“荷马时代”。当时的社会形态是,国家由公社构成,而公社由贵族家庭和平民家庭组成。贵族居统治地位,有权领导战争。社会底层由自耕农、佃农、为数不多的工匠和奴隶组成。国王当然是统治的中心。在荷马时代末期,铁器得到推广,取代了青铜器;海上贸易也重新发达,新的城邦国家纷纷建立。希腊人使用腓尼基字母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并于前776年召开了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召开也标志着古希腊文明进入了兴盛时期。前750年左右,随着人口增长,希腊人开始向外殖民。在此后的250年间,新的希腊城邦遍及包括小亚细亚和北非在内的地中海沿岸。在诸城邦中,势力最大的是斯巴达和雅典。随着殖民地的开拓,希腊经济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商品生产出现了国际分工,贸易联系日益紧密,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政治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殖民地源源不断地将小麦、稻谷运往希腊本土,交换酒、橄榄油、布匹和陶器等商品。海外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希腊商品经济的发展,本土优势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希腊,大面积地种植葡萄和橄榄树,经济效益是以前种粮的二、三倍。制造业日益兴盛,希腊生产的产品销往地中海沿岸、整个欧洲,乃至西亚、东亚。船运业应运而生,荷载量越来越大。硬币的使用使贸易更为便捷。在希腊城邦向地中海沿岸扩展的同时,西亚的波斯帝国也在扩张,强大的波斯帝国征服了小亚细亚半岛上的艾奥尼亚希腊诸邦。前499年,小亚细亚半岛上的米利都等希腊城邦发动起义,得到雅典的支持。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在镇压起义后,就准备进攻雅典。前490年,波斯大军渡海西侵,但在马拉松战役中被人数居于劣势的雅典重装步兵击败。希腊人赢得了第一次希波战争的胜利。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率50万大军再次进攻希腊。希腊各城邦也结成同盟,共御强敌。希腊联军的陆军以斯巴达人为主力,海军则以雅典舰队为主。希腊陆军在温泉关阻击波斯陆军,虽然兵败,但为希腊海军的集结赢得了时间。波斯人攻入了雅典,将全城焚毁,但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海战中一举击溃波斯海军,波斯人面临补给被切断的危险,不得不撤退。希腊人乘胜追击,解放了小亚细亚的希腊诸邦,直到印度河流域方才折返。第二次希波战争以希腊的胜利告终。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死,他庞大的帝国也随之分裂,古希腊历史结束,希腊化时代开始。古希腊位于欧洲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包括今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半岛西岸和爱琴海中的许多小岛。境内没有宽阔的河流,也没有广袤的平原,这种特定的地理条件使得古希腊人难以在田地里依靠农耕方式谋生,而是在海上靠经商、做海盗或到海外开辟殖民地来求生存。这种生存环境造就了古希腊人自由奔放、富于想象力、充满原始欲望、崇尚智慧和力量的民族性格,也培育了古希腊人追求现世生命价值、注重个人地位和个人尊严的文化价值观念。因此,古希腊文学和艺术具有丰富多彩、雄壮活泼的特征,具有人类社会童年时代天真烂漫的特征。由于古希腊海湾、海岛众多,航海业发达,因此同其他地区,特别是同埃及和西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商业、文化联系。早在古希腊文明诞生之前,在西亚的两河流域的峡谷里就连绵不断的产生了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那里已经具备了较先进的书写、冶金、纺织等手工艺术,数学、天文学、建筑学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地处北非的埃及,在工业、农业、科学、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古代罕见的奇迹。这一切都对希腊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希腊人从古老的东方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以滋润自己,希腊文学也具有显著的东方色彩。古希腊文学表现了古希腊人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的理解与思考,其中蕴涵着他们较为原始的精神、心理、情感和文化的内容。外部世界的神秘莫测,大自然的不可驾驭,人生的变幻无常,使他们形成了带有宗教宿命论色彩的“命运观”。体现在文学中,命运对人具有绝对的控制性和不可改变性,人必须服从命运的安排,但人又可以在命定的范围内发挥最大的才干与潜能,随心所欲的去做自己的事。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的神和人都具有自由奔放、独立不羁、狂欢取乐、享受人生的个体本位意识,而在困难面前又表现出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精神。威力无穷的命运给古希腊人带来了困惑与恐惧,也培养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和个体精神。此外,他们在与命运抗争中激发出了蓬勃的生命活力。古希腊文学正是在描写人对现世价值的追寻、人与命运的矛盾和抗争中展示了人性的活泼与美丽,表现了人类童年时期的自由、乐观与浪漫。生命意识、人本意识和自由观念是古希腊文学的基本精神,以后也成了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基本内核。古希腊文明对世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古希腊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她创造的独一无二的精神文明:对于理性和公正的梦想和追求,以及对于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和实践。民主是古希腊最独特、最伟大的遗产,我相信,不仅今天,直到永远,这都将是人类的瑰宝。从希腊的历史来看,民主不是天赐之物,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斗争的产物。在前7世纪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前,农民是以实物交租,如果年景不好,贵族地主也会分担一定风险,而现在,农民须独自承担。他有可能因作物歉收而背上巨额债务,甚至失去人身自由。与此同时,城市里的作坊主、商人等新兴富裕阶层要求拥有与他们的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地位。手工业者、码头工、水手等城市工人也对社会不满。阶级斗争十分激烈。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贵族专制政治。战争形式的改变也为民主政治的到来作了铺垫。以前,贵族骑兵是作战的生力军,现在,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步兵方阵成为制胜的法宝。作战勇敢、屡立新功,出身农民、工匠的士兵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大为增强,贵族的地位受到挑战。经济变革和军事变革共同作用,导致了相应的政治变革。在黑暗时代,希腊起初实行君主政体,后来则转向贵族寡头政治,到前7世纪时,贵族政治演变为“僭主”独裁制。我们不能片面理解“僭主”一词,它并不是非法或篡夺的代名词。实际上,这些新的掌权者虽出身贵族,却与平民政见一致,反对特权,代表群众利益。雅典九个著名的执政官就是寡头政治的典型。在希腊和人类民主政治历史上,梭伦是一位值得称赞的人物。前594年,各派别一致同意任命梭伦为首席执政官。梭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颁布《解负令》,让那些因债务失去土地的人重新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让因债务沦为奴隶的人重新获得了自由,永远禁止债务奴隶制,视奴隶制为非法——这是多么进步、具有先见之明的社会改革,不愧为一部解放平民的伟大法令!他还进行了大胆的民主政治改革,破天荒地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规定富裕商人可以担任执政官,并建立新的陪审法庭代替贵族最高法院行使部分权力。梭伦的所作所为为后来的雅典民主做了很好的奠基工作。后来,庇西特拉图又继续了分田分地和扩大就业的改革。克里斯提尼则继续深化扩大了梭伦的民主改革: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取消原来基于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设立十个新的部落,这项改革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权力;建立五百人会议,规定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代表。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是五百人会议的成员之一;五百人会议除了为公民会议准备议案外,还握有最高执政权和行政权。为了保证民主政治不受侵害,雅典还制定了陶片放逐法,用陶片投票选举出可能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构成威胁的人。如果某人得票数超过6000,就会被放逐到国外,10年以后才能返回,从而使政治野心家无机可乘。由于近百年的持续改革,到前500年时,雅典已实现了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时期(前461—前429年),希腊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达到高潮。伯里克利虽出身贵族,却坚定地信仰民主,他将权力移交到公民大会手中,实行直接民主制。在雅典,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每年召开40次例会,如果需要,还召开临时会议。它不仅要解决一般的政策性问题,还要对外交、军事和财政等一切领域的所有活动作出详细决定。凡是重大事务均由集体作出决定,由集体负责。而不是由一个人说了算,从而避免了专制独裁和官僚主义。伯里克利还规定大部分公职实行带薪制,以便使平民也能担任公职,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担任公职。此外,他还建立起许多由陪审团做最后决定的民众法庭,陪审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雅典的政府官员都有任期,通常为一年,而且大多数的官职,不得连选连任,以避免结党营私。前431年,在纪念为国捐躯的烈士葬仪上,伯里克利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他讲道:我们的政体并不与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相反,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执的时候,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也就得到了确认。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他有长处、有才能,就能得到提拔,担任公职。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就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在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而宽容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当我们工作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我们的情趣。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的赛会和祭祀;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有华丽而风雅的设备,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充分地给予我们世界各地一切美好的东西,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就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很熟悉——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只注重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我们公民们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也将得到广泛的讨论。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事情就是没有经过恰当的讨论,就贸然开始行动;这一点又是我们和其他地方的人民不同的地方。我们敢于冒险,同时又能够在进行这一冒险之前深思熟虑。…… 因此,如果把一切都联系起来考虑的话,我可以断言,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我可以断言,我们每个公民,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现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我宁愿你们每天把眼光集中到雅典的伟大上。它真正是伟大的,你们应当热爱它。当你们认识到它的伟大时,再回忆一下,使它伟大的是有冒险精神的人们,知道他们的责任的人们,深以不达到某种目标为耻辱的人们。……整个地球其实都是他们的纪念物;他们的纪念物不仅是在自己的祖国,而且也在外国;他们的英名已经生根在人们的心中,而不是凿刻在有形的石碑上。你们应该努力学习他们的榜样。你们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伯里克利的演讲,不仅谈到了民主、自由、法治等现在为人们所信仰的基本价值观,也谈到了贤人政治、友谊、幸福、勇敢等问题,我们佩服他的远见卓识和英明伟大。当他说“雅典是希腊的学校”和希腊的伟大时,我毫不以为这是自矜自夸。诚如伊索克拉底所言:“雅典教出来的学生又成为其他民族的老师;雅典文化的辉煌已使希腊人一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是表示一种精神面貌。”前500年到前336年,被史学家视为希腊文明的古典时期,也被称之为“民主时代”。雅典的民主政治不仅是古代希腊的典范,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典范。雅典人的民主政治创举直接影响了后世西方的政治制度。在现代西方世界语言里,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俄语等语言中的“民主”一词,都是从古希腊语的“demokratia”一词演变而来,意指“人民的统治”或“人民的管理”。文艺复兴的必然结果就是古希腊的民主体制的复兴。英国是最早的受益者。在文艺复兴的伟大思想潮流和随之而至的社会观念和生产力的变革中,英国皇室在内外的压力下把权力交给了由人民选举的议会。尽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被迫,但这仍然不失为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其直接导致了英国随后的繁荣昌盛,也避免了流血的暴力革命。于是,发祥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把最丰硕的政治成果和经济成果结在了英国。后来,也影响了整个世界。古希腊文明是一座富含巨大的金矿,民主自由是最闪闪发光的富矿,而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的成色也都足以等量齐观,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立体的光芒。那真是一个充满荣耀、奇迹不断创造、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是一个巨人涌现、群星璀璨的时代,是一个敢为天下先、敢为人师的时代。“哲学”一词源于古希腊,其本义是“爱好智慧之学”,因为那时候各学科还未从哲学中完全分离出来。西方哲学的历史从古希腊开始,特别是从一群通称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肇始。诚然,在此之前,世界上的其它文化中都存在过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然而,早期希腊思想家与他们的前人相比至少增加了一种元素,使他们与前人的思想区分开来。在历史上,我们首次在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他们对于世界规律并不是教条式的主张,而包括了他们对这些理论的各种论点。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几乎所有早期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各种宇宙论极其朴素和存在明显的谬误,但这并不会降低它们的重要性。因为即使以后的哲学家立刻抛弃了前人假设的答案,但他们不能逃避前人所提出的问题:一切事物从哪里来?它到底是由什么制造的?世界到底由什么组成?我们如何解释大量事物组成的本质? 为什么我们能用单一数学来描述它们?提出问题就很不简单,何况他们要挑战传统的超自然的解释。他们不是将答案简单地归结为神的创造,而是通过理性来提出问题并寻求答案。泰勒斯说 “水是万物的本原”,因为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里特认为万物的本原是火,他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规律燃烧又按规律熄灭,旧火熄灭新火燃烧,故万物生生不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则是影响极深极远的辩证法名言。德谟克利特则是古希腊原子论的集大成者,主张世界是统一的,自然现象可以得到统一的解释——世界万物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世界的共同基础。由于原子在形状、大小、数量组成上的不一致,因而形成了世界上形态各异、丰富多彩的事物。作为原子这一基本物质单元的认识可能与挥发、气味和蒸发等现象的观察者有关,因此这些现象中都存在看不见的物质微粒运动。在遥远的年代,在简陋的条件下,他们凭自己的理性构想出感性的物质世界背后的原子世界,这些思想为近代原子论的诞生提供了启发。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与科学巨人的文化成就更标志着古希腊文明的空前繁荣。在古典时期,雅典哲学家极大地扩展了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们不仅关注宇宙万物的起源,更关注人和社会、社会公正、国家本质、人生意义等问题。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年 - 前399年)可以说是古希腊哲学的一个分水岭。他扩大了哲学研究的范围,他将哲学引到对人心灵的关注上来。他认为:研究物质世界的构造和法则、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质不能够说没有意义,但对于哲学家来说,应该有比树木、石头和星辰更有价值的问题,这就是心灵问题,道德问题,知识问题。这些问题和人息息相关。他引用德菲尔阿波罗神庙所镌刻的那句神喻来呼吁世人:“认识你自己”,旨在希望人们能通过对心灵的思考、关怀而追求德行。可以说,苏格拉底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宗教乃至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为基督教的欧洲化奠定了人文基础。几百年后的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使它在各地落脚生根,还迫使它审视生命、伦理与善恶。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雅典的民主制由于先天的理性缺失而变成新的暴政专制,民主的理想最终成为非理性政治和暴民政治。苏格拉底认识到了雅典直接民主制的局限——人民的决定不一定都合乎理性,他们很可能盲目行事,也往往会意气用事。由于人们的决策往往建立在个体的感觉、体验和情绪之上,人数多不一定能产生理性、正义和民主。因此,基于理性的反省和批判,苏格拉底反对“无限民主”和“直接民主”,主张“精英民主”。他清楚地看到,如果多数人的统治不被限制,民主就会成为一种新的专制。多数的无限权威意味着多数的权力泛用,因为,一旦多数拥有了无限的权威,那么任何持有与多数不相同的见解的个人或数量上处于弱势的群体的意见,便很难得到尊重和保护;多数可以不让少数陈述意见,可以随意地否定少数的意见,甚至可以任意处置少数,而少数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却无处伸冤。更坏的是,多数的无限权威将为循环往复、冤冤相报的暴行种下祸根——今天可以任意处置少数人的多数人,明天则有可能成为被另外的多数所随意处置的少数人,这将使社会最终处于一个不稳定状态。很显然,苏格拉底已经超越了古希腊的民主理论,为近代自由民主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他之后千百年来,在世界各地都发生过的一些事件就说明了无限的民主和直接的民主实际上正是对人权最有杀伤力的践踏,多少政客和暴君借民主之名煽动民众消灭自己的对手,实行恐怖政策,最后民主的空壳下是独裁和暴政。他一生都为德行呼吁,一心想帮助青年接受德行的归化,从而以教导青年为己任,不顾人们的讥讽和侮辱,慨然每天到人多的地方和青年人讨论人生和社会的种种问题,这就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当时的社会现象和政治丑恶,这也是他招致小人和当权者忌恨的原因。苏格拉底正因为坚持信念而得到了最大的心灵自由,他的灵魂超脱了他的身体,超脱了这个世界。他追求德行,认为最高的善就是德行,外部的原因不能剥夺一个人的德行。就像孔子自认为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那样,苏格拉底认为“履行一个哲学家探讨自己和探讨别人的使命”、“修理国家这只巨轮”就是自己的使命和职责。为此,他不惧贫穷、流言、诽谤乃至牺牲,不图钱财,不治产业,不当将帅,不求闻达,不以世俗功利成败论英雄,相信自己为一个神圣的声音所引导,“只要我还有生命和力量,我就决不停止实践哲学和教导哲学,并劝勉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 从古到今,有两个人的死影响深远,一为苏格拉底,一为耶稣基督。正是这二人的殉道式的受难,才激起了人们对自身的批判和反思,从而导致今日人们能尊重理性,宽容不同观点和意见,才有今日的多元繁荣。而苏格拉底的慷慨赴死更是在非基督教文化中广为流传。柏拉图(公元前427年 - 前347年)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记录、整理、传播了他的学说;他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培养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前399年,苏格拉底饮鸩自尽后,他深受打击,对现实政治十分失望,遂到国外考察游历,去过埃及、意大利、西西里等地。在这12年时间里,他边考察边宣传自己的“哲学王”“理想国”等政治主张,就像孔子周游列国一样,没什么人理睬他。在西西里岛游说不成返回途中,被人当成奴隶卖掉了,还是朋友花钱才换回自由身。柏拉图历尽磨难回到雅典后,创办学园,授徒讲学,并撰写哲学对话录。柏拉图的对话录总共有四十多篇,还留下了十三封书信,内容涉及政治、伦理、文艺、教育以及当时争辩激烈的一些哲学问题。柏拉图的的思想包罗万象,有一个庞大的体系,现择其要者介绍一下。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为“理念论”,其它理论均以此为基础。在他看来,世界分为感觉中的自然世界和理念中的超自然世界两部分,即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由于感知的世界总在不停地变化,人们对它的认识因时、因地、因人、因情而异,因而感觉世界是不真实的。唯一真实的是永恒存在的理念世界,而感受到的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反映。比如说少女和鲜花美时,必先有一个美的概念在判断者心中,这一概念又一定和美的总体概念相一致,因而在判断者的身外必定有个绝对美的理念。美如此,真与善亦然,一切具体和抽象事物都有理念。理念是世间万物的原型,万物是理念的摹本。他倡导对永恒的真善美亦即理念世界的追求,后来人们往往把追求纯精神的唯理主义行为称作柏拉图式的行为。柏拉图否认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和感觉经验的可靠性,认为理念是人心之外的一种实体,真理认识只能靠对它的直接感悟,所以他的哲学是客观唯心论。他的理念论用于现实社会的改造,便产生了他的理想国的设计。他的哲学认识论却成为西方唯心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柏拉图认为,哲学就是在善的理念的指引下,通过辩证法研究和认识事物本质的智慧之学。只有哲学才能引领人们认识到世界的存在本身。正如太阳是可见世界的光源一样,善的理念也正是可知世界中真与美的原因。没有光,事物就不能被看见;没有善的理念,真与美亦无从谈起。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核心,著名的“洞穴喻”以形象生动的方式表明了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这就是:理想的国家具有唯一性,真正的哲学家适合做统治者;囚徒缺少的是自由而不仅仅是知识;理想国家须以宗教作补充。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标志着古典希腊城邦公共政治生活时代的结束,哲学与宗教时代的开始。柏拉图的《理想国》还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理想的乌托邦的画面。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公民划分为哲学家、卫国者、士兵和普通群众四个阶级。四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哲学家执掌政府,因为他代表着智慧、勇敢、正义和真善美。只有哲学家才能认识理念,具有完美的德行和高超的智慧,明了正义之所在,按理性的指引去公正地治理国家。卫国者是少部分管理国家的精英,他们的任务是监督法典的制定和实施。他们可以被继承,但是其他阶级的优秀儿童也可以被培养成卫国者,而卫国者中的后代也有可能被降到普通人民的阶级。武士们辅助治国,用忠诚和勇敢保卫国家的安全;劳动者则为全国提供物质生活资料。为达到该目的柏拉图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他的理想国要求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但是在这个国家中,女人和男人有着同样的权利,存在着完全的性平等。每一个人应该去做自己份内的事而不应该打扰到别人。治国者和武士没有私产和家庭,因为私产和家庭是一切私心邪念的根源。劳动者也绝不允许拥有奢华的物品。理想国还很重视教育,因为国民素质与品德的优劣决定国家的好坏。柏拉图甚至设想在建国之初就把所有10岁以上的人遣送出国,因为他们已受到旧文化的熏染,难以改变。全体公民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要接受音乐、体育、数学到哲学的终身教育。教育内容要经严格选择,荷马、赫西俄德的史诗以及悲剧诗人们的作品,一律不准传入国境,因为它们会毒害青年的心灵。柏拉图自称这是“第一等好”的理想国,其他的政体都是这一理想政体的蜕变。理想政体由于婚配的不善引起等级的混杂,导致争斗,军人政体(Timocracy)随之兴起。军人政体中,少数握有权势者聚敛财富,形成寡头政体(Oligarchy)。贫富矛盾的尖锐化导致民众的革命,产生民主政体(Democracy)。民主政体发展到极端时又会被僭主政体(Tyranny)所取代。

  在今天看来,柏拉图描绘的理想国有一些天才的构想和合理的东西,政治家、精英治国,公平、正义、平等和真善美的价值取向,建立清廉政治,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所有制,对国民素质的重视等等,但,离民主政治较远,有专制高压的嫌疑。柏拉图对教育的贡献是非凡的,他创办了学校,在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完整的学前教育思想并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首次把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引进课程,还在苏格拉底提问教学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沉思、反思法,对于启发学生动脑、动手的实践学习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柏拉图对西方教育的发展功不可没。公元三世纪,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由普洛丁努斯发展为新柏拉图主义。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把柏拉图主义同基督教神学结合起来,在哲学和美学方面统治了一千多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在佛罗伦萨建立了柏拉图学院;启蒙主义运动中,德国的温克尔曼和英国的舍夫茨伯里都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在浪漫主义运动中,赫尔德、席勒、施莱格尔、雪莱都受到柏拉图的影响。柏拉图建构了美学史上第一个美的哲学,直到被康德主义所取代。柏拉图除了是哲学家而外,还是一个具有伟大天才与魅力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家。柏拉图的对话录对希腊文学有很大的贡献。他的著作中人物性格鲜明,场景生动有趣,语言优美华丽,论证细致严密,内容丰富深刻,达到了哲学与文学、逻辑与修辞的完美统一。我们必须承认,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著作都是以完美通俗的文学形式为载体的,离开了这个载体它们肯定会逊色不少。 
从任何方面来说,柏拉图绝对是哲学史上最有洞察力和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西方哲学史上只有少数的其他作家在深度和广度上接近于他,如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康德等人。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 - 前322年)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一起,被称为对西方思维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师从柏拉图并一起工作凡二十年,却与老师在很多根本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观点分歧。他尊重权威却不迷信他们,他的那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表明了他对真理探求的坚定的独立的态度,也说明了他与导师的思想是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在批判中继承。他曾贵为帝师,教导过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创办了吕克昂学园。得到了亚历山大和各级马其顿官僚大量的金钱、物资和土地资助。学园占有阿波罗吕克昂神庙附近广大的运动场和园林地区,有当时一流的图书馆和动植物园等。他在这里创立了自己的学派,这个学派的老师和学生们习惯在花园中边散步边讨论问题,因而得名“逍遥学派”。据说,亚历山大为他的老师提供的研究费用为八百金塔兰(每塔兰重合黄金六十磅)。亚历山大还为他的老师提供了大量的人力。他命令他的部下为亚里士多德收集动植物标本和其他资料。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浩瀚的著作,实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譬如,他曾对一百五十八种政治制度作了概述和分析,这项工作十分繁重,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并进行整理,如果没有一批助手的协助,是不可能完成的。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博学多才,著作宏富。学术研究涉及逻辑学、修辞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天文学、动物学、胚胎学、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生物学、解剖学、生理学等领域,传说其著作多达千卷,后大多散佚,现存162卷,包括《形而上学》、《物理学》、《气象学》、《政治学》、《伦理学》、《修辞学》、《范畴篇》等47部,中文译本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共10卷,300多万字。但是,一般认为,亚氏的著作中有些可能是赝品。在书写很不方便、印刷术还未发明的时候,即使是再伟大再优秀的人也不可能写那么多的作品。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乃至整个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是现代许多科学门类如逻辑学、心理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生物学的奠基人,哲学到他的手里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他的著作中,希腊哲学的爱智与深思精神被发展到顶峰。然而,在公元12世纪以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一直被教廷排斥,甚至欧洲已经不再流传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当时,柏拉图的学说占统治地位,因为圣奥古斯丁借用和改造了柏拉图的思想,以服务神学教义。直到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解释宗教教义,建立了烦琐和庞大的经院哲学,亚里士多德才重新被重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亚里士多德的伟大和他在思想史和科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他是人类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古典社会最博学的人之一。他的思想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对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位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世界的贡献也许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可以比肩。他还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对哲学的几乎每个学科都作出了贡献。他的写作涉及道德、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宪法。对各国的宪法进行比较研究也是他的研究课题之一。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是客观的、真实的存在,自然界存在着因果关系。人们的认识来自对客观世界的感觉,没有感觉就没有知识。他把柏拉图的理念比作一种拟人的神灵,正如神是神化了的人一样,理念则不过是永恒化了的自然物体。在批判柏拉图理念的同时,亚里斯多德确立了他的形而上学的原因论。他认为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系由4种原因所致: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目的因。这不仅表现于人工的制造物中,而且表现在自然万物的产生之中。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他根据无穷后退不可能的推理原理得出第一原因或第一推动者只能是没有质料的形式,或者称之为神。但这个神在亚里士多德眼里实际是一种以精神为实体的东西,现实的思想活动是神的生命。在这里,神不过是一种探索不已、往复追询的代名词。亚里士多德是逻辑学的创始人,认为分析学或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工具。他把逻辑学看作哲学的一部分,提出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前者由个别到一般,后者由一般到个别。逻辑思维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他的研究便是先从收集大量材料开始,通过严密分析、归纳、概括、推理而得出结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古希腊最重要的政治学论著。成书于公元前326年。全书在对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家。全书共8卷103章,按内容可分4部分。A.第1、3卷,探讨城邦、政体等基本理论。认为城邦(国家)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经家庭、村坊而组成城邦。政体按其宗旨及最高统治权执行者的人数,分为正宗与变态两大类。前者为君主、贵族、共和3种,后者为僭主、寡头、平民3种。B.第2卷,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C.第4、5、6卷,论述现实中的平民、寡头、共和等政体的具体形态、变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D.第7、8卷,论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问题。从内容上看,前3卷之间的联系有些松散,4~6卷自成单元,7~8卷明显与前几卷的讨论脱节,在思想和写作风格上都不大像成熟的亚里士多德作品。《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除《政治学》外,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涉及政治题材的主要有《《雅典政制》、《优台谟伦理学》、《尼各马科伦理学》、《修辞术》等。其中,《尼各马科伦理学》含有大量的政治学思想。柏拉图因为痛感利益、欲望乃至情感等因素充斥于政治生活之中,并且导致了无休止的政治矛盾与冲突,才转而竭力提倡一种理性的政治。然而,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却有所不同。他认为,一方面,完全排除了利益、欲望与情感的政治根本不可能;另一方面,人类的理性也未必如柏拉图相信的那么可靠。亚里士多德试图表明,即便存在某种完美的理性,它也不会体现于任何现实的个人甚至人群身上,也就是说,任何个人或者群体,在运用其理性的时候都可能会犯错误。因此,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有所保留。在理性的运用上有所保留,就意味着在政治上经验和传统始终保有一席之地。《政治学》通篇都能够看到柏拉图的影子,但总是作为亚里士多德反驳的对象出现的。与前者的理性主义态度相比,后者实际上并不认为可以提出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政治模式,因而他更注重所谓的“实践的智慧”,即在政治中理性、经验与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结合。换言之,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原则固然重要,但在实践中对政治原则的灵活运用更重要。因此,如果说柏拉图提出的是一种单一原则的政治的话,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则是一种平衡的政治。理性与经验的平衡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各种利益与要求的平衡则是其中的另一方面。可能对后世来说,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中有两个因素具有彻底的影响。第一,他意识到,民主时期希腊政治的动荡源自法治的缺乏,而他所指的法治并非如柏拉图那样的贤人制定的法律之统治,而是在政治生活中对传统与习俗尽可能的尊重。其次,亚里士多德承认人作为人彼此平等的一面,也看到了他们之间相互差异的一面。因此,人们既追求平等,也希望与众不同,而这两种要求都需要在政治上通过相应的制度与政策得到体现。能够同时兼顾这两者的体制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混合政体”。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混合政体的思想对后来的美国立宪者影响至深,成为美国宪法最终的理论依据。在伦理学方面,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所谓“黄金中庸”。这或许和希腊自然派哲学家的“和谐”概念类似。他认为,人不应该偏向哪一个极端,惟有平衡,人才能过快乐和谐的生活。与其他的大哲学家、思想家相较,亚里士多德在自然科学上更为博学,做过更多的探索,有些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柏拉图精通数学,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但其它的不一定懂很多;孔子在人文科学、实际日用等方面很博学,既能立言,又敏于行,但在自然科学上懂的不多;墨子是哲学家、思想家,也精通工程技术,但也不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博学;近现代有很多博学的人,像培根、罗素等人,但,他们似乎还不能跟亚里士多德相媲美。只有朱熹可能与他有得一拼。在一个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学科越来越多,研究越来越深,任何人不可能什么都懂,也没多大必要。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亚氏的博学表达敬意。在自然科学方面,亚氏涉猎过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地质学、解剖学、生理学、医学等,在当代科学看来,他的很多理论、见解充斥着幼稚、可笑、荒唐和谬误,后来很多东西都被推翻。但是,我们要想想那个年代本身就是人类的懵懂少年时期,科学还处于草创阶段,到处为迷信、愚昧所笼罩,到处都是神在主导,很多东西亚里士多德敢想勇于探索就很不简单了,何况他做出了很多成就!如果没有亚里士多德等古人的开创性研究,也就没有近现代科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生物学方面,他对五百多种不同的植物动物进行了分类,至少对五十多种动物进行了解剖研究,指出鲸鱼是胎生的,还考察了小鸡胚胎的发育过程。生物学史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得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似乎可以说,在达尔文之前,亚里士多德对生物学的发展作出了出类拔萃的贡献。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科学史上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因为他是最后提出一个整个世界体系的人,而且是第一个从事广泛经验考察的人。亚里士多德使我们认识到博学、实验和批判精神的重要性。在科学方面,古希腊人吸收了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等科学文明的遗产,并加以发扬光大,创造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与其他文明相比,它的理论性最强,体系也最为完整、科学,方法上也达到了古代的高峰。在数学方面,泰勒斯提出了圆周被直径等分、等腰三角形两底角相等、两直线相交时对角顶角相等等原理,他首创了命题证明,标志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泰勒斯被誉为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哲学家和第一个科学家。毕达哥拉斯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即我国所称的勾股定理),他和他的学生发现并证明了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度。欧几里德把前人的数学成果加以系统地整理和总结,以缜密的公理法建立起演绎体系,著述了划时代的伟大著作——《几何原本》。人类过去所积累的数学知识零碎而片断,只能把它当做建房的材料,而要建成宏伟的大厦,必须借助于逻辑方法,把这些知识组织起来,加以分类、比较,揭示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在一个严密的系统之中。《几何原本》体现了这种精神,对整个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本书在印刷术发明后,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对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伟大的科学家以巨大影响。即使是爱因斯坦也对他的严密的体系惊叹不已。我们现在所学的平面几何知识大多来自这本书。阿基米德根据力学原理去探求解决面积和体积的问题,已经包含积分学的初步思想。尼可马霍夫的《算术入门》和丢番图的《算术》也是很有影响的著作。在物理学方面,阿基米德发现了浮力定理,利用物质的密度、体积和重量的相互关系,辨别了王冠金子的纯度。他还完善了杠杆原理,发明了许多作战机械。他善于将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技术应用结合起来,又在实践中观察事物的本质,通过严格的论证,使经验上升为理论。他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充满了人类的自信与力量。当罗马士兵攻入希腊闯进他家里时,他正沉迷于一道数学题的演算,他请求罗马士兵再给他几分钟把题算出来,结果未被允许而被当场杀害。他置生死于度外的献身精神一直为后人所敬仰。在医学方面,希波克拉底被称为“西方医学之父”,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使医学摆脱了巫术的支配,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生命,采取科学的方法治病。他从临床实践出发,创立了体液理论。他认为,人身上有四种体液,即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共同维系着人的生命,相互调和,在平衡的状态下,人体就健康;如果平衡被破坏,人就会生病。这个理论成为西医学的理论基础。他不仅医术高超,医德更为高尚。现在西方国家的医生在从业前都要以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誓言要处处为病人着想,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付出更大的努力。在天文学与地理学方面,古希腊天文学是近代天文学的直接渊源。依据前后年代对大自然的看法差异,古希腊天文学大致上可分成四个主要的时期,或说前后形成的四个学派。前七世纪起,泰勒斯提出以“思辩”方法来探究和理解宇宙形状、功能和基本组成的爱奥尼亚学派;主张“球形大地”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前四世纪,提出“同心球宇宙”构思的柏拉图学派;前三世纪,应用天文观测和量测方法的亚历山大学派。后来,天文学家托勒密集古希腊天文学之大成,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地心体系”理论。写出了达十三卷的名著《天文学大成》,在欧洲天文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泰勒斯曾预测过日蚀,计算出一年有365天,发现了小熊星座,并根据天文学和气象学知识预言一年的农业收成。阿那克西曼德提出月亮的光是对太阳光的反射,太阳则是一团纯粹的火。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宇宙是一个包括各种天体的大圆球,中心有一个火球,圆形的太阳和大地绕中心火球运动,这种关于天体整体运行的推测为太阳中心说奠定了基础。古希腊人还认识到月蚀的真正原因在于地球对太阳光的遮挡。在希腊化时期产生了四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他们的研究成就影响深远。第一位是被誉为“希腊化时代的哥白尼”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他第一个尝试测量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并正确提出地球的面积小于太阳,他甚至天才地提出太阳中心说,认识到地球和行星围绕太阳旋转并进行自转。第二位是埃拉托色尼,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用正确的数学方法准确测出地球周长和直径,通过观察太阳高度的变化测量出黄道倾角的人,其测出的地球周长只比今测赤道周长少 385.13公里。同时,埃拉托色尼也是首先使用“地理学”名称的人,从此代替传统的“地方志”,写成了三卷专著。书中描述了地球的形状、大小和海陆分布,并将地球划分五大气候带。埃拉托色尼还用经纬网绘制地图,最早把物理学的原理与数学方法相结合,创立了数理地理学。 第三位是毕迪尼亚的希帕库斯,作为“方位天文学之父”他发明了“天文数”概念,发现了岁差现象,编造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个记载恒星的星表,并测定了上千座恒星并划亮度,算出月球直径及其与地球距离的近似值。第四位是在后世最负名望的天文学家——托勒密,他创立的地球中心说主张地球处于宇宙中心,且静止不动,日、月、行星和恒星均环绕地球运行。托勒密这个不反映宇宙实际结构的数学图景,却较为完满的解释了当时观测到的行星运动情况,并取得了航海上的实用价值,代表了希腊天文学和宇宙学思想的顶峰。在以后近两千年内,托勒密学说被奉为天文学的“圣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除了宗教这一古老的社会文化现象外,奥林匹克运动(奥运会)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文化现象,也是当今时代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流、和谐竞赛的最大的聚会场所。而她的发源地就是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76年。但在此以前,古奥运会可能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传说古代奥运会是由众神之王宙斯所创始的。第1届古代奥运会于公元前776年举行,到公元394年共举行了293届。运动会每隔4年举行一届。后来人们将这一周期称为奥林匹克周期。随着近代体育的兴起,希腊人民希望恢复古代奥运会。在1859至1889年,希腊曾举办过4届奥运会,做了初步尝试。自1883年开始,法国人顾拜旦致力于古代奥运会的复兴。经他与若干代人的努力,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于1894年6月23日成立。顾拜旦制订的第一部奥林匹克宪章强调了奥林匹克运动的业余性,规定在奥运会上只授予优胜者荣誉奖,不得以任何形式发给运动员金钱或其他物质奖励。1896年4月6日至15日,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不论从发展规模,还是从发展水平上来看,都已为举世所瞩目。“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得到了广泛传播。人们看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奥林匹克主义以竞技的形式,将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人类的社会活动,对人类的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一种体育现象,奥运会是人类探索体能极限的最引人入胜的赛场,奥运会纪录、奖牌成为运动员追求的崇高目标,奥林匹克运动已成为参与国家和地区众多、具有巨大吸引力、穿透力和凝聚力的一项全球性活动。古希腊的成就不仅体现在民主、科学、哲学、体育上,也体现在神话、史诗、抒情诗、寓言、史学、戏曲、音乐、雕塑、建筑等各个方面,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伟大、立体、全方位的文明。她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欧亚非大陆,影响了她的野蛮的征服者,在经过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之后,文艺复兴运动和考古发掘又使古希腊的精神遗产第一次得到了全面复兴和继承。英国诗人雪莱曾在诗中吟咏道:“我们都是希腊人。”的确,当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不可否认——希腊人是现代民主、科技的祖先,是现代文明的摇篮。古希腊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她创造的独一无二的精神文明:对于理性和公正的梦想和追求,以及对于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和实践。美国人对希腊精神充满敬意,将古希腊看做他们的精神母邦。在美国,很多地方是用古希腊地名命名的。如特洛伊(Troy)、叙拉古(Syracuse)、罗德岛(Rhodes)、孟菲斯(Memphis)等,甚至称做雅典的城市就有好几个。用古希腊的地名命名美国的城市,这是一个象征——美国对于文艺复兴精神继承的象征,也就是美国对于古希腊精神继承的象征。在我的心中,古希腊犹如一位年轻美丽、纯朴、聪慧的女性,给予我们永恒的希望和鼓励;如同米洛的维纳斯的雕像——崇高永恒,青春永驻,美丽长存。她的宁静和坦然,给予我们永远的自信和依托。那么,她的神秘之处在哪里呢?她的神奇魅力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要破译她的神秘和解释她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要探寻她的精神。

   “希腊精神”体现在:——寻求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 古希腊文明是城邦文明,它的城邦多为纤芥之邦,但这规模有限的空间,却是一个具有独立的政治生活、自足的经济生活和丰富的文化生活的共同体。在这个狭小的共同体内,每一个成员都将其他成员置于其视野之内,因而在城邦公民中产生了某种认同感与亲近感。对古希腊人来说,城邦意味着一种共同的生活,它不只是一个生活共同体,而且也是实现人类自我完美的道德共同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希腊人总是把城邦制视为唯一适宜的国家组织形式。因而,致力于社会团体与公民生活之间的和谐统一便成了古希腊城邦每个公民的基本信念。但是,这种信念随着城邦的衰落而日渐淡化,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出现的“城邦危机”,极端个人主义与极端民主方式的滋长,导致公民责任感的消退,也就急剧地破坏了这种公民团体与公民生活之间的和谐与平衡,这在希腊世界,尤其在战败的雅典城邦表现得更为明显。可以看出,希腊城邦的衰落之日,即为生物与环境和谐的失却之时,在公元前4世纪之后的希腊社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幅江河日下与日渐衰落的景象。 ——好学与创造 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希腊人不愧为一个在继承基础上有着卓越创造的民族,他们的创造性源于他们的好学精神。天生的好奇心、刨根究底的追问与开放的民族性格,促使他们百般寻求知识,而不管这种知识来自何方,如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哲学家泰勒斯等人为觅取真知,其足迹曾遍布东方各个角落。“拜东方文明为师”,这在当时不失为是一种智者的眼光。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学、好奇多思、富有常识。古希腊文明的种种创造,确是建立在吸收古老的东方文明的优秀遗产之上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这正是希腊人的智慧,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把一切从外国借来的东西变得更美丽”。古希腊文化的创立,东方文化是她的源头,而它自身的发展又成了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人的创造性证明,创造者才是真正的继承者。 ——思想自由 这里所说的思想自由或自由思想并不是指一种天赋的与内在的思维活动,而是将思想作为一种见之于世的理性认识的成果,它出现在古代世界,也以希腊人为最早又最具生命力。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明确地指出:“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现代美国史家伊迪丝·汉密尔顿更说在希腊人那里“世界第一次有了思想自由”。不管怎样,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在希腊城邦中得以首先萌发,是由奴隶制经济与奴隶制民主政治的高度发展而造就的,这就是:丰裕的物质条件,欢愉的精神生活和足够的闲暇时间,而这些在古希腊城邦制度及推行民主政治的城邦里 (如雅典)都一一找到了它的归宿;加之在城邦的实际生活中,也没有形成一个有势力的僧侣集团和一种钳制人们思想自由的统一的宗教意识形态,较之当时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这有其独特的与内在的历史条件。 ——追求现世的快乐人生 希腊人也有冥府与乐土的观念,但极少谈及;他们也极少考虑来世问题,而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现实人间。无怪乎,阿基里斯的鬼魂要说,他宁愿在人间做雇工,却不愿去冥府称大王。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些神灵,也失去了头上神秘的灵光,在那个神话世界里所演绎的一幕幕凶残争斗与争风吃醋的故事,不啻一幅幅洋溢着人间情趣的世俗生活图。神如此,那么人呢?且看,他们或去露天广场出席公民大会,聆听别人的演讲,也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的高见;或去观剧,震撼人心的悲剧与诙谐的针砭时弊的喜剧,使他们通宵达旦而流连忘返;或去柏拉图学园听大师讲学,领悟人生哲理,同时相互研讨着各种学问;或去运动,平时强健体魄,战时则从戎,以保卫城邦的安全;或约三五好友,在家聚饮,高谈阔论直至天将破晓才尽兴而归……开会、读书、观剧、听音乐、欣赏艺术、运动、沐浴、聚宴等等,希腊人就这样尽情地享受着人生的乐趣,并在这过程中以求得个人才智的增长与道德品质的完善。希腊人是注重现世而非历史的,人们追求历史知识,是因为它具有实用性,历史成为人们政治生活的一所学校和训练场所。换言之,历史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在,能够享受现世的快乐与度过美好的人生。 ——笃信人本主义,重视人和人的自身价值 著名的古典文化学者安·邦纳曾说过:“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众所周知的神话“斯芬克斯之谜”,体现了原始先民对人类自身地位的最初思考。自此,揭示人的地位、业绩及其历史作用,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希腊文明史之中。在那里,由于希腊城邦制的发展,作为城邦主体的公民个人的作用不断得到体现,因而也就不断强化了对个人价值、个人主义与个人尊严的信念,以至到了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那里,更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成为公元前8至前4世纪希腊世界理性思潮中的一面旗帜;与此同时,在戏剧与艺术等领域中,更有着意渲染与表现人的意志、人的力量、人的创造性的作品问世,对世人不乏振聋发聩的启迪作用。广而言之,这种构成希腊文化所有方面的人文精神,便成了古希腊文明的一种典范。 ——崇奉中庸精神 前面所述各点,如寻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均衡、思想自由的适度、有节制的生活、人的个性与特长的和谐发展等等,都无一不渗透着这种希腊人的中道思想,亦即这种平衡与和谐的发展。反之,他们所崇奉的中庸精神又反过来制约着希腊城邦文明与城邦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古希腊城邦文明之所以能维持几个世纪并在世界文明史上大放异彩,都与中庸精神有关,汉密尔顿的“希腊所取得的全部成就都打上了这种平衡的烙印”,确是画龙点睛之笔,很正确地道出了希腊人崇尚的中庸之道所包含的巨大的与潜在的历史作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孔子所创造的中庸之道足可与亚里士多德的“黄金中道”相媲美。但中西中庸论同中有异,古希腊的中庸之道大体是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使用逻辑演绎,而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则从一种伦理观念上升到了世界观,并己“成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具有很明显和很强烈的政治色彩。 ——希腊文化元典的超越性  古希腊文明既属于古代世界,又属于现代世界。说它属于古代世界,因为它在公元前一千纪就放射出了熠熠的历史光辉,希腊文明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与顶峰之一;说它属于现代世界,是因为由它所创立的希腊精神,已经超越了时空,在西方乃至世界被发扬光大,成为烛照后世与难以泯灭的历史遗产。希腊文化是以大量的原创、开拓为基础的。希腊文化元典就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与首创的学科经典之作,在我们看来,除《理想国》(柏拉图)、《形而上学》与《工具论》(亚里士多德)等先哲论著外,尚有《伊利昂记》与《奥德修记》(荷马)、《伊索寓言》(伊索)、《几何学原理》(欧几里得)、《政治学》与《诗学》(亚里士多德)、《普罗米修斯》(伊斯库罗斯)、《俄狄浦斯壬》(索福克勒斯)、《美狄王》(欧里庇得斯)、《鸟》(阿里斯托芬)、《历史》(希罗多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等等,它们的传世为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广阔的发展基础,产生了巨大与深远的影响。冯天瑜说元典之作为“其思想富于原创性,其主题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着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超越性”,上述被列为元典的作品,无疑都具有这样的品格与特征,由它所孕育的希腊民族精神,经过世代的继承、充实、演绎与发展,已日渐融合到西方社会的集体意识中,并进而成为影响西方社会乃至世界文明的历史传统,人类文明也就在这样的历程中不断地迈开了前进的步伐。随着古希腊文化的元典精神一再被弘扬与重建,古希腊文明的现代价值也就一次又一次地被追寻与创造 (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可称为典范)。在这过程中,人们莫不感受到希腊元典精神的原创力和那刻骨铭心的永久的魅力,这也正是古老的希腊文明与希腊文化所蕴含与发散的“永久的魅力”。(关于古希腊精神,对谷风的文章多有引用)需要补充的是古希腊文明和其他古代文明,比如埃及、印度、巴比伦和中国,有着极大的区别。最具特征的是她的竞争精神、商业精神、思辨精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以及由这些精神诞生的科学和民主。不为眼前的应用而学术,这是古希腊有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古希腊的哲学和数学都不以实用为目的。那些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不富裕,他们也无意追求物质生活。当毕达哥拉斯证明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后,杀了上百头牛庆贺。可见希腊科学家对于这些看来不能带来任何功利的学术之重视。 古希腊人认为科学就是应该超越尘世的,它们不来源于尘世,也不服务于尘世。“求知是人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这样告诉我们。也就是说,求知不是由于功利所诱,也不是为了生活所迫。后世的爱因斯坦的名言“科学就是为科学而存在的”,似乎是来自遥远的古希腊的伟大理性的回响。近代有人如是说,所有的上层建筑都必须由于经济基础对其有要求和压力才会进步。也许这适用于其他文明,但显然不完全适用于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中的学术根本不来自现实对其的要求,在当时也没有现实的服务对象。于是,我们的问题是,古希腊人的学术动力来自何处?必答曰:古希腊人的精神。不为功利,但求完美。古希腊所追求的完美体现在所有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欧几里得几何只能由古希腊人创造,科学也只能由古希腊人开启,而民主体制也一定只能由古希腊人建立。古希腊人对于完美的追求,在他们的艺术作品、科学思想和民主政治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悠久、博大而精深的文明之一,苏美尔、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巴比伦等文明后来都销声匿迹了,要么,只能从那锈迹斑斑的文物中找到一点影子,要么,只能借助于其他国家的史籍探寻到一鳞半爪的痕迹(如,印度古史要在中国的佛教史中寻找,苏美尔要从埃及的文物中寻找),只有中华文明一直保存完好,未曾断代,延续至今,不断发扬光大。而且,即使是在蛮族入侵之下,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也异常顽强,将那些入侵者予以同化。事实上,中国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很多时候一直是世界上的文明之邦、超级大国,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即便是在中国人落后挨打的清朝末年,中国的经济实力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仅存的历史、文化现象。中国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与整个欧洲一样大,人口比欧洲的总和还多,是一个巨人。在历史上,深刻地影响了朝鲜、韩国、日本、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自从印刷术、航海术发明以来,也对欧洲、非洲等地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有过一个颇有趣的假设,他说,假如是中国人首先发现了美洲大陆,那么,华人占世界人口比例就不是五分之一的问题了,而是二分之一!这的确很有可能。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文明异常发达、全球一体化、现代化的时代,人类仍然可以从中华文明中吸取有益的智慧之光。中国位于世界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的东部,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呈阶梯状分布。虽然地形复杂多变,但不失大陆的整体性。众多的河流犹如血脉一样,将大陆广大的地区联系在一起。这种地理上的整体性,影响着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正以这样一个基本情况为前提。这也是它在产生条件上,区别于任何其他古代文明的地方。 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显然具有与其他文明和其他民族很不相同的特殊精神文化要素或特质。中国历史上“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和“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实际上是出自对这一个史前遥远的过去的“语言、宗教、政治的原始统一体”的观念上的记忆。从现代的考古发掘来看,中国的农业文明、礼仪文明、制度文明、城市文明等等比人们原来已知的时间要早很多。中国在2万年前就栽培了水稻,在2.1万年前就能制作陶器,在9千年前就出现了文字,在 6500年前就有农业的灌溉系统,在7 800年前就筑有古城(高庙),在1万多年前,伏羲氏就创制了政治、人伦、婚嫁、礼乐、历法制度等。浙江余姚河母渡氏族是长江流域母系氏族公社的一个典型,首开世界种植水稻之先河;西安半坡氏族是黄河流域母系氏族社会仰韶文化的一个典型,他们已经学会制作精美的彩陶,上面刻画的符号可能是中国原始文字的萌芽。中国的神话传说,无论是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抟土造人,伏羲始作网罟以佃以渔,神农制耒耜教民农作,仓颉造字,还是黄帝与蚩尤大战,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尧舜禹禅让,大禹治水,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等,都是关于中国远古历史的传说,其中的很多传说可以看着是信史的一部分。充满了创造精神,发明才能和道德典范。人类的产生已有几百万年,因那时处于蒙昧状态,没有文字,详情无法考察。大致可以确定的是,伏羲、女娲、神农等人既是中华民族的文人始祖,又是远古文明的集大成者,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大致说来,神农是伏羲的后代,炎帝、黄帝、蚩尤又都是神农的后裔。如果炎帝与神农是一人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与黄帝同时代的那个“炎帝”也只是一世炎帝的后裔,他比炎黄二帝大约早2千年。按《三皇本纪》“女娲氏没,神农氏作”说,说明神农是女娲的继承者。《尸子》:“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说明神农及其后人统治中国有2千年之久。根据中国的传说和史书记载,在伏羲、神农时代,神州大地(中国)有一个比“九州”大得多的版图,几乎就是世界了。《绎史•黄帝纪》说:“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等,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黄帝受命,风后受图,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国。”他们创造了大九州全球文明。黄帝尽管很英明伟大,但“德不及远”,只继承了“神州”这份基业。在现代,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华文明及中华人种是整个世界的源头、发源地。苏美尔、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玛雅等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变种,是中华文明辐射影响的直接结果。世界人种也是大中华人种演变的结果。对这种观点,我持谨慎的支持态度。上古时代,人类有一个共同的文明体系,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埃斯特拉特语言。埃斯特拉特意思就是夜晚、日落的地方,正是印欧语的“阿拉巴”、“欧罗巴”。其实正是古长江流域糯民对西方太阳落山之地并引伸为夜晚的古读。而中华古史论述的神农前的大九洲时代,就是伏羲神农时代糯民创造的全球文明文化大一统时代,这个文明文化大统一的形成发展承载人类历史约万年之久。到了神农时代晚期,轩辕部族势力壮大,入主中央传承帝系,炎帝势力进一步削弱,其部族部分向海外迁移,长江流域本部和从北方退回的部众开始分化,逐步由糯变夷,边缘地方的糯由于地理环境变化,如迁至西北一带的糯民逐步游牧化。黄帝时代,流放“四凶”,打压反对派,形成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概念。长期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多民族国家。中国有50多个民族,而在东南亚、大洋洲等国,不仅有与中国相同的族系,还有泰、掸、石家、侬、岱、坎梯、阿含、拉、毛利等与中华同源的族系。中华白民、黑民在黄帝势力追赶炎帝势力的过程中从中华分化出去,逐步迁徙到地中海沿岸,白民成为后来的阿拉伯人,黑民成为海外昆仑——非洲大陆的住民,阿拉伯人再向西成为欧罗巴人,人类人种的地域分布由此形成。中华南方水稻萨姆文明于万年前就向东向南传播,分为两支。一支向东南亚(包括朝鲜、日本)发展,因气候适应,形成了东南亚比较纯正的水稻文明区;进而从东南亚沿路桥或涉海到了今天的澳洲并向海洋深处进发,海洋水位升高后也还相互迁徙形成今天看似孤立的海洋岛屿文明;同时,中华先祖向东通过白令海峡或天之浮桥岛(千岛群岛)或洋流一群群一波波前仆后继东赴美洲开拓文明,东北亚成为中华先祖开拓美洲、北极圈的中转站,从海上远涉美洲的先民部分留在太平洋岛屿上又强化了先到达的先民的文明。另一支向南亚进入印度河谷开花结果,产生了印度最早的文明;在印度河谷产生的农耕文明再向西发展,由伊朗高原扩散至地中海沿岸。印度半岛成为中华先祖开拓地中海沿岸的中转站,最后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基本上是同时代开花结果,产生了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西方历史学者在提出苏美尔人创造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可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时,我泱泱中华大地尤其是长江流域的近万年的农耕文明遗址还埋在地下;但研究的结果,西方人还是指出了这两个文明的创造具有突发性,创造文明的人也是黄种人,是从遥远的东方来。两大文明无论语言文字、星象占卜、土木(石、金字塔)建筑、烧制陶器、农耕浇灌系统都与中华糯民相似。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里说:“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而闪米特人其实就是中华石头母亲崇拜的“石(萨)姆”糯民西亚种,也即陕韩方言语种人。同样,古埃及人称尼罗河沿岸的良田为“诺姆”,就如我们今天西南少数民族称其水田为“糯”一样。中华南方水稻萨姆文明向北发展产生了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文明体系,炎黄时代后黄河文明因黄帝势力的逐步壮大而成为中华主体文明,也正因如此,才使中华乃至世界文明的源头——中华长江流域及以南的水稻农耕文明被后来中华正统史书有意无意地忽视遗漏,才造成后来中华并世界文明史起源的混乱。另外向北还产生了保持更多原始萨姆崇拜特性和游牧特点的东北亚(东北亚文明部分与东南亚纯正的水稻文明区交叉,如朝鲜、日本就是水稻农耕文明发展得较好的地区)、中亚、西伯利亚文明,这些文明在中华北部、中亚几经折腾后转而向西同样到达西亚地中海沿岸,但他们却不再似南线的农耕糯民带去的是文明的和平创造,而多半变成了凶悍善战的游牧民族,有着文明传播与野蛮掠夺的双重身份。中华历史上有“九黎”、“三苗”、“百越”、“百濮”之称,上古时代已遍布全球,故有“天下黎民百姓”之说。总之,大量的史料表明,中华先祖从2万年前左右就开始了全球性开拓,到15000~8000年前的伏羲、神农时代,中华文明和人种已几乎遍及全球,是为中华全球一统大九洲时代。故无论是古印度、埃及、西亚、美洲或是西方的神话祭祀、图腾崇拜、天文地理亦或《圣经》故事的源头都可从中华文明中寻找到最初根蒂。神农势衰后,炎黄成为不同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的部落之间有血缘关系,本是同根生,长大始分家。起初也有过很多合作,比如涿鹿之战打击共同的敌人蚩尤,后来为争夺天下正宗又“大打出手”。但是,他们之间的较量是文斗而不是武斗,著名的阪泉之战,炎帝和黄帝部族没兵戈相见,而是通过庙堂的论战来判定输赢。阪是古时一种饮水的木具,炎帝和黄帝双方一边都有一个土池,每一个论点谁赢了,谁就在面前木具之上放玉石雕刻,木具倾斜,木具之上的水就会流入倾斜的一方,直到谁的池水先满,谁就为最后的赢家!为什么炎帝和黄帝会产生这样一种方式定输赢呢?因为炎帝和黄帝都为一家,后分家治理不同的地域,家族的第一原则就是合族,而不是杀的你死我活;因为他们爱和平,不希望生灵涂炭,百姓遭殃。最后黄帝在论辩中获胜,炎帝承认黄帝的领袖地位。还有另一种说法,蚩尤是南方的一股较大势力,他曾想联合炎帝共同打击黄帝,但,炎帝以天下苍生为念,不忍百姓生灵涂炭,就没有参与蚩尤的活动。所以从黄帝开始,尊黄帝为人文始祖,华夏道统的象征,中华民族为炎黄子孙。黄帝约生于前4856年2月8日,15岁即为部落首领,37岁宗天下。世寿94或120岁。他不仅是一位勤政爱民、忧国忧民、励精图治、开疆拓土、文治武功盖世的伟大帝王,伟大文化的创立者,也是道教中的神。他整理、总结、继承了他之前的文明成果,又创造了更新更高的文明,并将这种文明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对华夏民族发生了持续深远的影响。他统一了中华民族,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文字,制作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是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他开创了“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的盛世局面。《易·系辞》、《世本·作篇》等各种文献都盛称黄帝时期有许多发明创造。他创造了中华民族远古时代伟大的政治文明、科技文明和精神文明。属于生产技术方面的有穿井、作杵臼、作弓矢 、服牛乘马、作驾、作舟等;属于物质生活方面的有制衣裳、旃冕等;精神文化方面则有作甲子、占日月 、算数、度量衡、调历、造律吕、笙竽、医药、文字、阴阳、五行、道、法等。张尔田在《史微》中说:“中国文化开自黄帝,黄帝正名百物,始立百官,官各有史,史世其职,以贰于太史。”这些黄帝时代的重要创造,有着严密的逻辑体系和方法论,是原始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黄帝道术是伏羲、神农、黄帝与黄帝诸子的学说,是数千年几百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历史上耗时最长、参与人员最多的一门学问,综罗百代,博大精微。先秦时期,以黄帝道术为基础,形成了数量庞大的黄帝书,仅《汉书·艺文志》所录,就有十三类30种之巨。《三坟》→《归藏》→《丹书》→《金人铭》→上博楚简《三德》→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黄帝君臣》→《道德经》→《黄帝内经》,组成了黄帝道术经典著作的文献链条。黄帝诸子时代,是中国文化最具有创造力的时期,它的生命力与活力,使中国文化几千余年以来从未断绝。黄帝诸子文化,仍静静地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成为民族文化的原型。西方的科学家纷纷到伏羲、神农、黄帝与黄帝诸子的学说中寻找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方法论基础,阴阳学说已经得到了数学二进制和量子力学的支持,这些已经用事实证明伏羲、神农、黄帝与黄帝诸子的学说是伟大的,是足以为人类的前进提供动力的。黄帝道术是母系文化的结晶,是人类童年时期的思想,天真无邪,活泼烂漫。黄帝《金人铭》所宣示的“执雌持下,人莫踰之”,是整个黄帝道术的逻辑核心,自由、平等、民主与权利本位的母系精神,使黄帝道术无比地纯洁与崇高,那是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原始民主时代。所谓执雌持下,就是权利主义。“执雌持下,人莫踰之”,轩辕黄帝要求所有人在权利面前固守雌弱,保持低下,任何人不能逾越人的权利。黄帝道术是以原始自然科学为本位的学说,“道”为哲学,“术”为科学。黄帝道术直接面向自然界,河图、洛书、易、阴阳、八卦、连山、归藏、天文、历法、律吕、数、度量衡、文字、五行、道、法、盖天、四象、干支、中医……均在伏羲至黄帝时代所产生。作为原始自然科学,黄帝道术包含着“从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李约瑟〕。中医是黄帝原始自然科学的第一次诞生,数学二进制是黄帝原始自然科学的第二次诞生,量子力学是黄帝原始自然科学的第三次诞生。作为现代自然科学基石的量子力学,与已走到尽头的笛卡尔—牛顿力学完全不同,它打破了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近代自然科学无法为量子力学提供知识背景与哲学框架,而黄帝阴阳学说,则是量子力学尽善尽美的哲学框架。阴阳学说是量子力学波粒二象性的哲学基础,整体论是量子理论的基本世界观,道是场的哲学概念。黄帝道术是前5 000年华夏文化的继承与总结,是后5 000年华夏文化的纲领与纽带,是中华民族最美善、最地道、最纯洁、最悠久、最具生命力和同化力的大道之魂与安身立命之本,是“万世可以为子孙常者”(周武王语)。 
据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考证,黄帝铸鼎原聚落群体在1000平方公里范围内,有87个部落,1 309个氏族,26万多人口。这是一个伟大的族团,正是以这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伟大族团为基础,在较发达的原始农业和原始民主的基础上,产生了顺应阴阳四时与执雌持下为最高法则的黄帝原始学说。黄帝书是黄帝学说之载体,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先秦黄帝书包括道家《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阴阳家《黄帝泰素》二十篇;小说家《黄帝说》四十篇;兵阴阳《黄帝》十六篇;天文《黄帝杂子气》三十三篇;历谱《黄帝五家历》三十三卷、《颛顼历》二十一卷、《颛顼五星历》十四卷;五行《黄帝阴阳》二十五卷、《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医经《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等。此外尚有《归藏》、《丹书》、上博楚简《三德》、《阴符经》以及诸子书中的黄帝语等。黄帝《金人铭》所确立的“执雌持下”是《老子》一书的逻辑核心,《金人铭》的一系列思想甚至每一句话,都在《老子》那里得到了继承、阐述和发挥。《老子》一书之“谷神不死”章,《列子》明言系《黄帝书》。《老子》曰:“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黄帝书是《老子》书的知识背景,已经至为明确。魏源《老子本义》谓“老子道太古道,书太古书也”,《老子》一书充斥着黄帝书的精髓,《老子》基本上是黄帝书的一部分。汉初刘邦至文景时期,黄帝书是国家的政治指导思想,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由于黄帝书对皇权有很大的制约,帝制不能为所欲为,这是汉武帝“绌抑黄学,独尊儒术”的根本原因。 1973年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大量帛书,《老子》乙本卷前有四篇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唐兰考证系《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四经》四篇。唐兰据申不害读过《黄帝四经》,认为《黄帝四经》成书当早于公元前四世纪。从商代开始,就出现了以黄帝学说为中心的黄帝学派。商初伊尹、商末太公、辛甲、鬻熊都是黄帝学派的代表人物。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关尹、老莱子、文子、环渊、列子、太史儋、申不害、田骈、慎到、尹文子、鶡冠子等都是黄帝学派的代表人物。以黄帝学说为中心,黄帝学派是中国文化史上最蔚为壮观的学派,黄帝学说包容诸子、启迪百家,为诸子之母。 
目前正在发掘的黄帝铸鼎原黄帝部落遗址,发掘出了多处特大型房子,其中有占地面积516平米仰韶文化史上最大的房屋,在黄帝庙周围发现周长500多米长的祭祀灰沟,出土了黄帝时期的大型红陶鼎足、带孔玉钺、刻符陶片。证明有关黄帝的记载和传说不虚。黄帝有四妃十嫔。正妃为西陵氏,名嫘祖,她教人民养蚕缧丝,织出丝绸做衣裳,故有“先蚕”的称号,次妃方雷氏女,名女节,次妃彤鱼氏女,次妃名嫫母,班在三人之下,长相丑陋,但德行高尚,深受黄帝敬重。他们共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十四人被分封得姓。这十四人共得到十二个姓,它们是: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衣。而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夏朝、商朝、周朝的君主都是黄帝的子孙。 
尧舜禹是古代中国伟大的帝王,他们具有“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的品质,创立了历史性的丰功伟绩。尧舜禹时代,部落联盟内采用“禅让”的方式“选贤与能”,推举联盟的共主。如尧老时,把王位禅让给了贤能的舜,舜又禅让给禹。德高望重、贤能者治天下,体现了让人尊敬的原始民主。夏商周三代是中国统一的奴隶制国家,三代时和三代以后的宗法制度、礼乐制度,以天子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是起源并创制于原始文明时代。从秦汉建制、隋唐盛世、宋元之治,一直到明清之际,中华文明在世界上一直居于领先地位。中华文明延续发展至今,不但创造了丰厚富足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精神文明。泽被造福于华夏子孙,惠及世界各国人民。但,精华与糟粕同在,进取与惰性并存。自公元前21世纪,禹的儿子启登上王位,建立夏王朝起,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奴隶社会,也标志着中国上古“公天下”时代的结束,“家天下”历史的开始。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分封建藩时代,国家由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据《史记》记载,夏王朝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初到公元前16世纪初,前后大约有500余年,有17个帝王先后做统治者。禹是“公天下”与“家天下”的承上启下者,一般的说法是他本想将王位禅让给益,但部落首领们不服,而拥戴禹的儿子。他将当时的中国划为九个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州,“九州大地”即源于此。夏代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部落与氏族组织对于整个社会有重大影响。夏王出自姒姓族。夏朝时期有许多方国部落,见于《史记·夏本纪》的就有杞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冥氏、斟戈氏等。《吕氏春秋·用民》篇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说明夏朝至少有几千个方国部落。夏王朝的各种制度和经济文化上的发展,尤其是在农业生产、铸铜技术、天文历法等方面的进步都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禹制定了各种制度和刑法,组建军队,修建城池,为夏朝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夏代除了《禹刑》(刑法)外,还有《政典》、《甘誓》。《甘誓》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军法。《左传》中的“有田一成”的“成”,反映了夏代井田制即公社所有制的存在。所以,古代文献中也多谓井田之制,“实始于禹”。 根据《孟子·滕文公上》的“夏后氏五十而贡”看来,夏代的公社农民可能在耕种自己的五十亩“份地”外,还要耕种五亩“共有地”,即如赵岐《孟子注》所说“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各部落都要按收入的一定比例向中央政府纳税。这种年纳五亩之获以为贡的办法,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是“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农业生产与季节天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知识,就是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不断积累起来,又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在尧舜时期,就有关于羡和、钱仲观察日月星辰以定四时的传说,说明我国很早就有了熟悉天文制定历法的专职人员,天文学和历法早就很发达。春秋鲁太史引《夏书》有“辰不案于房”的记载,就是说在某年某月朔日发生在态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这次日食,《尚书》把它记录在仲康时期的《胤征》篇中,大约在公元前二一六五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竹书纪年》谓夏策十年“夜中星陨如雨”,说明至迟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初,我国就有了流星雨的记录。该书还载有夏代帝发七年(约公元前1590年)“泰山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录。我国传统的干支纪日法起源很早。夏朝末期的帝王有孔甲、胤甲、履癸等,都用天干为名,说明当时用天干作为序数已较普遍。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为岁首。《左传》“夏数得天”是说夏朝的历数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天象,所以孔子主张“吁亏夏之时”(《论语》)。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现存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 它按夏历十二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每个月中的星象、气象、物象以及所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说明夏代已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保存了我国最古的比较珍贵的科学知识,夏代的历法,已较前完善。夏朝的文字是成熟的,因为历史上已有夏篆的记载,“夏禹书”、“禹王碑”等是夏朝的传世文字,是夏篆。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是由野蛮高级阶段过渡到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仰韶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原始文字已经出现,并在逐步发展中。在殷墟等处发现的甲骨文字和金文,是我国现已发现的较早的文字,是基本成熟的文字。正如郭沫若所说:“中国文字,到了甲骨文时朝,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从殷墟时朝上溯到夏初,不过八、九百年,夏朝已有文字和文献记录,是无可怀疑的。在夏代,农业文明已达至很高的程度,考古发现在夏代已经有谷、稻、麦、菽、瓜等多种农产品。畜牧业有一定发展。有一大批奴隶从事畜牧工作,还有一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氏族部落。马的饲养得到很大重视。夏代已进入青铜器时代。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有青铜铸造的刀、锥、锛、凿、镞、戈、爵等工具、武器和容器,镶嵌十字纹方钺,同时还发现有铸铜遗址,出土有陶范、铜渣和坩锅残片。出土的铜容器系采用复合范铸成。史书载禹铸造九鼎,象征九州。这都反映当时的铸铜工艺已有一定规模和水平。除青铜器外,在二里头遗址里,还发现有制造骨器的作坊和陶窑遗址。出土的陶器在形制、纹饰和器物群的组成等方面,都具有比较明显的特征,既不同于河南龙山文化,与代表商代前期的郑州二里岗文化也有一定的差别。此外,还出土有成批的制作工艺水平较高的玉器,有绿松石镶嵌的装饰品,还有石磬一类的乐器。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造酒,夏王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据《左传》定公元年记载,奚仲封于薛(山东滕县东南),为夏王室“车正”,专管车辆制造事宜,足见车辆制造已成为一种比较重要的手工业。车战是夏代的主要战斗形式。蔡沈《书经集传音释·甘誓》云:“古者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御者居中,以主马之驰驱也。”此种由左、右、御三人组合而成的车战形式,一直延续至商、周时期。制陶业在夏代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极为重要的行业。这都说明,夏代手工业的制作技术和内部分工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二里头村遗址中大型宫殿、墓葬以及许多青铜器的出土,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作为奴隶制晚期部落联盟夏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 
2007年,湖北郧县辽瓦店子遗址发掘出5000年前先人的大量文物,也发现了夏朝时期的城墙、房屋、灰坑、墓葬、窑址和鼎、釜等大批物质遗存。又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夏代的文明存在,表明西方一些学者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于商代的观点是荒谬的。自1959年以来,二里头村40多次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情况表明,这里是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区之一,它拥有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宫殿区面积达12万平方米左右)、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青铜冶铸作坊,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说明4000年前,这里曾经出现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宫殿建筑,宫殿四周有整齐宽阔的大道,周围生活着两万多居民,其规模足以傲视整个东亚地区。 位于黄河边、黄土高原北部边缘的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随着近年来发掘的深入,已被证实是目前已知4000年前中国面积最大的古城址,规模最大的石头城,面积约425万平方米;其用玉器来表现文化的特点十分重要,是黄河腹地二里头之外的一个重要遗址。它应在二里头之前或同一时期。2012 以来,考古队发掘了外城的东门址,其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技术先进,发现了迄今保存最早的壁画、部分玉器和大量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早期的陶器残片等重要遗物。夏桀是夏朝的末代帝王,此人荒淫无度,暴虐无道,与他的祖先大禹勤政爱民,为治理水患在外辛勤奔波13年连家都顾不上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据《竹书纪年》记载,他“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还从各地搜寻美女,藏于后宫,日夜与妺喜及宫女饮酒作乐。据说酒池修造得很大,可以航船,醉而溺死的事情时常发生,荒唐无稽之事,常使妺喜欢笑不已。他为妺喜新造了一座华丽、高大的宫殿,远远望去,宫殿耸入云天,浮云游动,好像宫殿要倾倒一样,因此,这座宫殿就被称之为倾宫,宫内有琼室瑶台,象牙嵌的走廊,白玉雕的床榻,一切都奢华无比。这个昏君的逆天而行令人愤概,但,也让人看到了充满讽刺的“文明”。在二里头还发现有贝,当是作为货币之用的,说明商品交换也有一定的发展。传说启曾创作了名为《九韶》的大型乐舞。《尚书》中著名的《五子之歌》歌词歌颂了大禹勤政爱民的行为,也为太康荒废政事而反省,希望他弃恶从善,重新做人。这说明夏朝“乐”文明也很发达。商朝(前1577—1046年)的开国之君是帝喾之子契的后裔,因契助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为商侯。后来商人把契称作“玄王”,奉为始祖,并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的颂歌来赞美他(《诗经·商颂·玄鸟》)。太康失国时,契的孙子相土开始向东方发展,《诗经》上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到夏朝中期,契六世孙冥 “勤其官而水死”(《国语·鲁语上》),商人“郊”祀之。冥子王亥“作服牛”,向河北发展。到契第十四代孙汤时,商已成为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国语·周语下》说:“云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成汤看到夏王朝日益腐朽,夏的暴政已引起众叛亲离,便“顺乎天,应乎人”,着手建立新的王朝。他以德立威,以宽治民,厉兵秣马,文攻武卫,使临近部落纷纷归附,“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最后,向夏王朝首都发起进攻。双方战于鸣条(河南封丘东),夏师败绩。《淮南子·脩务训》说他“夙兴夜寐,以致职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穷困。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成汤的勤政薄敛体恤民情等举措,不仅得到本族人的拥护,也使得夏人及其他方国人民十分向往。因此,也就有了《史记·夏本纪》所说的“汤修德,诸侯皆归商”的局面。灭夏后,汤回师亳邑,大会诸侯,正式建立了商王朝,定都于亳。后来在盘庚时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所以商朝一直也称作殷商。商朝拥有辽阔的疆域,势力范围也大大超过了夏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势力最大的时候,东到大海,西起陕西西部,北到辽宁,南至长江流域。中华文明在商朝得到极大发展,在当时的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商朝是一个奴隶制国家,王权得到加强,商王自称“一人”或“余一人”,表示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方面有些开明君主实行“仁政”,另一方面奴隶处于牲畜的地位,任人剥削、任人宰割,昏君乱政,压榨人民。商朝的政治制度是远古王道政治与神权政治的混合体,尚鬼尊神,天子认为自己尊崇上天的旨意治理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夏商的开国之君都是很英明、开明、励精图治的明君,他们待人以宽,责己以严,崇尚“敬德保民”理念。中国的君王,最早下罪己诏的,就是大禹和商汤。《左传·庄公十一年》上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意思是大禹和商汤有了错便做自我批评,所以使国家兴旺起来。中国历代的皇帝都是讲敬天法祖,效法先王的,所以,禹汤罪己的举动,成了后世皇帝效法的一个榜样,而且居然还渐渐形成了一个罪己的传统。这无疑是中国专制独裁传统里的一抹亮色。商王朝的职官有朝中任职的内服官和被封于王畿以外的外服官之别。内服是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外服是由邦伯所管辖的地区,这些邦伯分为侯、甸、男、卫几种,其中许多是方国部落首领而臣属于商者。内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务官和内廷事务官。最高的政务官,是协助商王决策的“相”,又称“阿、保、尹”。王朝高级官吏统称卿士。三公,则是因人而设的一种尊贵职称、并不常设。另外有:掌占卜、祭祀、记载的史,掌占卜的卜、掌祈祷鬼神的祝,掌记载和保管典籍的作册(又称守藏史、内史),武官之长的师长,乐工之长的太师、少师。内廷事务官是专为王室服务的官员,主要是总管的宰和亲信的臣。臣管理王室各项具体事务,有百工之长的司工,掌粮食收藏的啬,掌畜牧的牧正,掌狩猎的兽正,掌酒的酒正,掌王车的车正,为商王御车的服(又称仆、御),侍卫武官亚,卫士亚旅,掌教育贵族子弟的国老,掌外地籍田的畋老。外服官主要有方国首领的侯、伯,有为王朝服役的男、有守卫边境的卫。卜辞和金文所见商朝的内服官有五六十种,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百僚庶尹”,包括地位很高的旧臣、老臣以及商王的近侍之臣。其中还有负责出纳王命的史官。二是“惟亚惟服”,主要是与商王关系密切的军职官员。三是“宗工”,指负责王室祭祀和某些具体事务的官员。四是“百姓里君”,指管理地方上的诸族与普通民众的官员。商朝的法律已较完备,除了《汤刑》外,《甘誓》、《盘庚》、《伊训》等篇章也都是商朝具有效力的法律文件,对后代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所以《荀子·正名》篇有“刑名从商”的说法。《左传》昭公六年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吕氏春秋·孝行》篇引《商书》有“刑三百”之说,可见以汤命名的商朝刑法条文是比较多的。商朝刑法对于贵族和普通民众的处罚相当悬殊。据《墨子·非乐》篇说,按照《汤之官刑》的规定,如果淫舞成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作为贵族的“君子”被罚些丝就可了事。《汤之官刑》可能就是《汤刑》的一部分。另外,《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刑弃灰于道者”,要斩断弃灰者之手。对于普通民众小错而重罚,这在商朝应当是常见的现象。后代所说的墨、劓、刖、宫、大辟等五刑,在甲骨卜辞中都有所反映,也说明奴隶社会统治者之残忍,法律之残酷。商朝的阶级结构中,贵族和官吏往往合二而一。许多子姓和异姓部族的贵族又往往是商朝的职官,而卜辞记载的不少职官的私名则常常是族名或地名。商朝贵族生前十分奢侈,死后以大量器物和奴仆随葬。殷墟妇好墓随葬铜器440多件,玉器590多件,骨器560多件,石器70多件,象牙雕刻品和陶器各数件,此外还有7000多个海贝,以及蚌器、海螺等。这些琳琅满目的珍贵遗物反映了墓主生前的豪华生活。商朝的平民主要指“众”和“众人”,还有卜辞所记载的从事手工业生产的“百工”、“多工”。“众”和“众人”多是王族和其它子姓族的普通族众。他们的社会地位要比泛称的“人”高一些。据《尚书·汤誓》说,众的主要职责是“穑事”,《孟子·滕文公》下篇说“毫众”曾经去替葛伯耕种。卜辞有关于他们参加垦田、协田、藉、播种等多种农事的记载。他们可以到宗庙参加祭祀,从来不被用作人牲。商朝的奴隶在卜辞中最常见的是臣,有王臣、莫臣,小丘臣、舟臣、牛臣等多种。比臣低下的是仆。商代在实行贡纳制度的同时,还有劳役租“助”,就是要求农人助耕公田(籍田),收获皆为统治者所得,其比例约占农人收获的十分之一。殷纣王加征赋税,用以充实鹿台和巨桥。商人从一开始就是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商汤曾派亳人帮助葛人种地。甲骨卜辞中多次见到“其受年”(能获得丰收吗?)的问语,反映商朝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农业是商社会生产主要部门。当时大批农民和奴隶在田野上集体耕作,粮食作物有粟、黍、麦和稻等,已比较齐全。使用的工具是石器、蚌器、骨器。在一个商王宫殿遗址里,曾一次出土上千把石镰,亦发现青铜农具。说明生产工具有所改善。农人们辛勤劳动,整治土地,挖掘沟渠,修成一块块方田,在商朝文字中也有反映,“田”的象形字,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字形方方正正,说明当时的农田修整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养蚕是我国古代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四千多年前我国已经养蚕。商代蚕桑业已有较大的发展。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技术于二世纪传入日本,六世纪传入欧洲。 商代已经使用牛耕田,牛耕的发明是古代农业生产技术的重大进步,但是由于当时奴隶主大量役使奴隶耕田,牛耕得不到推广。在长期艰苦的农业劳动中,商人培育出多种农作物,特别是粮食产量的增加,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后世的家畜种类当时都已具备。畜牧业在商代出土的除了有六畜的遗骸外,还有象骨,说明当时北方还有训象。并且掌握了猪的阉割技术,开始了人工淡水养鱼。商王祭祀祖先,一次就杀掉成百上千头牲畜作为“牺牲”,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畜牧业的发达。甲骨文中常有关于狩猎的记载,如“狩,获禽鹿五十又六”等等。牲畜除食用外,还用于驾车。手工业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细,规模巨,产量大,种类多,工艺水平高,尤以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高峰。成为商代文明的象征。在郑州和安阳等他,都曾发现具有相当规模的炼铜作坊遗址。司母戊鼎,鼎重875公斤,是现在世界上已知的最大出土青铜器。商朝青铜器出现了平雕与浮雕两种技术,代表作有司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青铜铸造艺术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现了大型青铜铸像是其杰作。制陶业有彩陶和白陶的制造,商朝人已经发明了原始的瓷器,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造型逼真,刻工精细的玉石器表现了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艺。纺织业已有丝、衣、巾等丝麻织品。丝织物有平纹的纨,绞纱组织的纱罗,千纹绉纱的縠,已经掌握了提花技术,为世界之最。在殷墟遗址中,发现数以百计的粮窖。这时期酒生产量很大,古文献亦有许多记载。(《尚书·酒浩》)商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牵著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尚书·酒浩》载:周朝的周公曾提到殷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些人就是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从甲骨文来看,商人有全民经商的传统。早在商朝立国之前,商人的祖先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驯养牛马用于远距离经商。《易·系辞》对此记载道:“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后世商王非常尊崇王亥,在他祭祀时隆重到一次用掉三百头牛。安阳迄今出土令人咋舌的一系列国宝中,有来自南海的龟板、来自新疆的和田玉、来自马来西亚的贝壳、来自长江中上游的铜矿等,这些出土的文物距离原产地相当遥远,是商人善于经商的有力证据。著名的殷墟妇好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堆贝壳,总数达7000枚。据考证,贝壳就是商代先民的货币。一个世纪以来,在殷墟发掘中出土的贝壳数以万计。当时的货贝有真贝,还有铜贝。“朋”是贝的单位。铭文有“王赐臣邑贝十朋”等。贝不但是交换的媒介,而且成了财富的象征。《诗经·商颂·玄鸟》说,商武丁时“邦畿千里”,殷商时代先民的活动范围东至山东海阳,西达陕西中部,南抑湖南宁乡、常宁、江西清江,北迄冀晋以至内蒙。那时候,商族人赶着马车牛车,带着工具、生活用品、农产品,通过四通八达的道路,去换取各地的特产,互通有无。商朝宫廷占卜用的龟板、贝壳等物,就是从遥远的南方运过来的。早期的交换形式是以物易物,发展到后来贝壳成为货币,商人的经商活动更加频繁。3300年前的商国首都,成为当时世界东方唯一拥有30万人口的大都市。到商代后期,都邑里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吕尚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在孟津卖饭。 商亡之后,商族遗民分散到了全国各地,同时他们也把经商的传统带到了全国各地。商人在“失国流离”乃至于“绝地逢生”困境中存活于民间,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经商传统。 商朝的甲骨文是用于占卜记事而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占卜之风,早见于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中颇为盛行。商代,占卜成了统治者进行宗教麻醉,维护统治的手段之一。商王每事必问,无日不贞。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王室贵族私生活,如祭祀、年成、征伐、天气、福祸、田狩、疾病、生育。所以,李泽厚说中国古代文化是巫史文化也不无道理。中国文字在商朝之前已发明几千年,这时,体系更为完整,文法更加成熟。甲骨文是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目前发现有大约16万片甲骨,4672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700多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此外,商朝还产生了金文。金文,是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叫钟鼎文。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个字,记事涉及面很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商朝的文字在当时世界是进步的文字,而且后来发展成为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和空间最广的一种文字。在卜辞和铭文中共使用了近5000个词汇,这说明当时人们认识事物的能力已经相当高,词汇也相当丰富。从卜辞和铭文中多种多样的语法构造,可以见到当时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现能力。卜辞与铭文中的文字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发展,而且也有相当广泛的用处。其作为萌芽状态的散文,在文学史上占有着独特的地位。所以,古人曾经盛赞铭文的文学价值:“古文之精严雅洁者,莫如金石文字”(黄公渚:《周秦金石文选评注》),这确有道理,如在陕西发现的西周中期的史墙盘,其铭文长达284 字,既概括地叙述了文、武、成、康、昭、穆、恭几代的业绩,又简要地叙述了微氏家族传家的事迹,其文潇洒,其气壮美,格调浑重。文字的产生和完善,为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商代文学无论是神话、诗歌,还是散文等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神话体现了古代神权政治的特点,由于多种原因,大多散佚,我们只能从商代的颂歌和后代的记载中找到某些片段,比较有名的是“玄鸟生商”和“王亥死于有易”。商代诗歌多反映在《尚书》及《诗经》之中。 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商代颂歌是被收在《诗经》中的《商颂》五篇,即《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商颂《长发》是具有史诗因素的颂歌,其人与神的糅合,神话与历史的错综,体现着各民族古代文学的共同特征。诗中叙述了商奴隶制国家建立的史实。商颂中的另一首具有史诗性质的颂歌是《玄鸟》,全诗皆用赋法,从玄鸟生商的神话落笔,概括地追叙商族之由来,以及商王之始祖契诞生的传说。反映了当时的习俗和祭典,表现了爱土地、尚武勇、重才智的“当代英雄”。从诗歌到散文,这是一个由歌人向哲人时代的演进。从诗歌的咏唱,到散文的思想,这是人类思维进展的必然,也是文学本身发展的必然。除卜辞和铭文外,今天所能看到的商代散文还有流传下来的商代书诰散文。所谓书诰,是商统治者的誓辞、祝辞、诰言、法令、政事语录的总称。在商代,书诰是记在竹简木版上,并作为“法典”档案保存的。因此,殷商灭亡后,某些商代书诰仍能流传下来。《盘庚》(上中下三篇)、《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等篇,这些篇章都记录在《尚书》中。《盘庚》(三篇)是殷王盘庚迁都前后对世族百官、百姓和庶民的讲话。文中关于对臣民威之以天命刑罚、喻之以利害道理的句子,很有说服力。《高宗彤日》是高宗死后,他的儿子祖庚继承帝位,在彤祭高宗时,祖庚的贤臣祖乙训导祖庚的记录。《西伯戡黎》记载了纣王的诤臣祖伊进谏的过程,祖伊直言敢谏,正告纣王荒淫无度而怙恶不悛已遭致天怒人怨,直言不讳地指出殷命将终的危急情势,规劝纣王勤勉政事,努力为国家命运着想。上述文章,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文学的角度看,都以《盘庚》篇最具代表性。 从《盘庚》这篇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商代书诰散文结构渐趋完整,议论已有中心,叙事也有层次,部分篇章还有一定的文采,其中尤以《盘庚》篇为代表,可以看作是我国最早的较完整的议论文。 《盘庚》一作之所以成功地塑造了盘庚形象,也是和它的精妙的表现手法分不开的。作品中使用了相当多的具有形象性的语言和格言警句,如“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人维求旧,器非求旧,维新。”“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这些譬喻,不是以抽象概念组成,而是首先用具体的现实事物引起人的感性印象,进而推移出理性经验。它的思想不仅是从自然事物中得出,而且是通过对现实事物的感受而表达出来,这正是其文学特色之所在。商朝的科学研究有很大发展:天文学:在商朝,人们对天象的观测和研究极为重视。甲骨卜辞里有不少日食和月食的记录,对恒星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尤其是还观测到了一些新星。商朝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每年分为春、秋,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闰月置于年末,称为“十三月”。到了商朝后期,闰月有时也放置年中。此外,商朝对天气变化也非常注意,对风、雨、雷、雪、虹等自然现象都有记录,以至风向和雨量都有详细的记录。 数学:在卜辞中已经出现了复位数,最大的数目是三万。商朝时期,人们有明确的十进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能绘制比较复杂的几何图形。 光学知识在很早就得到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了信史时代。民间的音乐和宫廷的音乐,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农、牧、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冶铸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使乐器的制作水平实现了飞跃,大量精美豪华的乐器出现了。乐舞是宫廷音乐的主要形式。可考证的有《桑林》、《大护》,相传为商汤的乐舞,为大臣伊尹所作。从事音乐专业工作的,主要有“巫”、音乐奴隶和“瞽”三种人。有关商朝的民间音乐的材料很少,《周易·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商代在盘庚迁殷前(约前16—前14世纪),有二音孔或三音孔埙(郑州二里岗等早商遗址出土)。在祭祀等重大场合,往往由巫主持表演本部族的传统乐舞《桑林》和赞颂汤代夏立商武功的乐舞《濩》等等。《左传》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641年,商王室后裔宋襄公在楚丘为晋侯举行盛大的宴会,晋侯提出要看宋国祖先的传统乐舞《桑林》。这个乐舞,据说由用鸟羽化装成玄鸟的舞师与化装成先批简狄的女巫进行表演。由于它描写了简狄吞玄鸟卵生商始祖契的具体过程,因而使讲究礼法的晋侯看了十分害怕,不得不躲到房中去。商代音乐正因为带有浓厚的原始古风,而显得那么粗野离奇,荒诞不经。商代音乐真正进入文明的盛期,是在定都安阳以后(前13—前11世纪)。出土于安阳殷墟王室墓葬的成组饰有狰狞可怖的饕餮、夔龙等纹样的各类乐器均可为证。这个时期,不仅王畿及其邻近地区,甚至一些偏远的方国,如武丁时进贡“亚弱”编铙的弜国、出有多件青铜大铙的今湖南宁乡与安徽、浙江、江西等地,均已存在相当发达、既有商文化特征又有本地特色的音乐文明。歌舞则是商人娱神的重要形式。据甲骨文载,商王为了娱神,有时还亲自把羽而舞。由此可见,商代是一个宗教狂热的时代。商代后期,乐器的品种已相当多样,制作工艺也很巧妙。打击乐器有多种形制的铙、铎、磬和鼓等。铙与铎,最早原是原始社会末期象征氏族贵族权力的礼乐器,用陶土制成。现存实物有陕西龙山文化的素面陶铎。商代的铙均为青铜铸造,或手持演奏,或植于座上演奏。商朝兵制在早商时期和晚商前期,以方国部族为单位的征集制为主,常备军在商朝整个武装力量中尚处于次要地位;晚商后期,常备军有了较大发展,军事建制趋于完善,其实力已经超过所征集的诸方国部族的兵力。商朝经常征集族众外出作战,这种征集在卜辞里称为“登人”、“以众”、“雉众”等,所征集的人数一般为3000或5000,也有多达万人的。晚商后期为了适应战争规模扩大的需要,常备军数量大增,卜辞里临时征集人员的记载减少,牧野之战时,“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纣王“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甲骨卜辞所记载的商朝军队建制主要有师、旅、戍、行、马、射等,其中以师、旅最重要。商王直接统率左、中、右三师。行,为步兵;马,为骑兵;射,为由射手组成的部队。商朝的军种划分还不太明确,许多时候是混合编制的。商朝军队中已经常有战车,甲内卜辞中就有车战的记载。殷墟一带发现不少车马坑,坑中除了车马人的骨架以外,辽发现有铜戈、铜镞、马头刀、兽头刀等武器,证明这就是当时的战车及其甲士。因水灾、政治、生产、战争等原因,商代曾五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不过,目前只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四个都邑遗址。这四个遗址的面积都很大,均在三、四百万平方米以上。考古学家已在这四个遗址中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墓葬及作坊等重要的遗存,如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的一号宫殿,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在洛阳偃师和郑州发现了规模很大的城垣。安阳殷墟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王陵区祭祀场。郑州商城遗址  这里只说说开国之都亳和最后之都殷,以一窥商朝城市之面貌。郑州商城是商代早中期的都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商代遗址中部,即今河南省郑州市区偏东部的郑县旧城及北关一带。其遗址为商代二里岗期,距今约3600年。商城近似长方形,北城墙长约1690米,西墙长约1870米,南墙和东墙长度均为1700米,周长近7公里。城墙底宽20米左右,顶宽5米多,其高度复原后约10米。以全部的城墙长、宽、高计算,郑州商城约用夯土量为87万立方米,夯前挖土量约174万立方米。该遗址面积达25平方公里,遗址中部是城墙环绕的城址,城墙上有11个缺口,可能是当时的城门。城内北部和东北部为宫殿区,现已发掘出3座大型宫殿的夯土基址,宫殿区东部还有蓄水池和输水管道等贮水设施。当时的手工业作坊主要分布在城外。比如在商城南城墙外有一处以铸造青铜工具为主的作坊遗址,在西墙外有一处烧制陶器的作坊遗址,在北城墙外有一处制造骨器和一处以铸造青铜兵器为主的作坊遗址。除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城墙外,近来在商城南墙外700~900米处又发现一段长5000米的夯土城墙,这很可能是商城的外城墙。在所有这些发现中,最为重要的当数在遗址上发现了3个埋藏铜器的窖藏。1974年,1982年,1996年,人们或因挖防空洞,或因基建,或因房地产开发,又在原址附近多有发掘。发现了包括大方鼎、大圆鼎、爵、戈、簋、钺、、樽、觚、罍、卣、盂和盘的大量铜器。这三批铜器器类齐全,包括了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兵器;同时,铜器形体高大雄伟,铸造精美,纹饰讲究,它们的主人无疑只能是商王。近年来,在郑州商城西北20公里处的小双桥,又发现了年代相当于郑州商城晚期的王室祭祀遗址,出土了大型夯土建筑、青铜建筑构件、丛葬坑和大量人骨架,以及埋有牛头或牛角的祭祀坑等。小双桥遗址应当是郑州商城遗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时郑州商城(亳都)的面积计70多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朝第20位国王盘庚,将都城由现在山东的曲阜(古称奄),迁到了安阳小屯村(古称殷),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商朝的都城,传位8代12王。自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到公元前1046年商朝灭亡的255年间,这里一直是中国商代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直至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这座曾经辉煌了二百多年的商朝都城,逐渐变成一片废墟,史称殷墟。到了近代,一个偶然的发现,引出了“一片甲骨惊世界”的恢宏乐章。经过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和学者们艰苦的考证,这座沉睡了三千多年的古代都城重新展示在了我们面前,1986年安阳市政府将这座都城的宫殿遗存在原址上进行了科学复原,成立了殷墟博物苑并正式对外开放,为我们今天更直观的了解和认识殷墟,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殷墟占地面积约36平方公里,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古老的洹河水从殷都中缓缓流过,城市布局严谨合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多年的历史。殷墟的科学发掘始于上世纪30年代,经过近百年的发掘整理,现已清理夯土台基百余处。这些建筑群归并为甲、乙、丙三组,即宫殿、宗庙、祭坛,还发现手工作坊、甲骨坑、祭祀坑和贵族墓。宫殿宗庙遗址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群落之一,著名的妇好墓即位于宫殿宗庙遗址内。妇好墓以它墓葬保存完好,墓主人身份明确,出土的随葬品丰富等条件震惊了中外史学界,并确定了它在史学界的特殊地位。墓中许多随葬器物堪称殷墟文物的杰出代表,对研究殷代的政治、文化、艺术以及殷商考古学中的许多问题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从其城市的规模、面积、宫殿的宏伟,出土文物的质量之精、之美、之奇、数量之巨,可充分证明它当时不仅是全中国,也是东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洹北商城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发现于1999年,紧临洹河北岸,位于著名殷墟遗址东北外缘,城址大致呈方形,占地约4.7平方公里。洹北商城宫殿基址群由25个单体夯土基址组成,其中被考古工作者编为1号的基址,位于洹北商城内中轴线南部偏东,整体结构呈“回”字型,东西长170多米,南北宽90米,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基址、柱洞、台阶、门道保存完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盘庚迁殷是商朝历史的转折点。迁都以后,社会比较稳定,商朝进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时期,国力比较强盛,统治区域不断扩大。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肯定可以证明,殷都是一座比亳都更大更美的城市。《诗经·颂》中有这样的诗句,“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西周(前1046—前771年)的开国与商朝颇为相似,作为方国诸侯的姬昌在西伯励精图治,实行仁政,以德治国,敬老爱幼,礼贤下士,“怀保小民”,实行裕民政治,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不连坐,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以刺激劳动兴趣,深得百姓拥护。治下,国泰民安,民风淳朴,颇有君子之风。同时,表面上臣服于商朝,暗地里却积极进行灭商的准备。他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争取与国,成功地调解了虞、芮两国争田纠纷,使河东小国纷纷前来归附,诸侯都把文王看成是可以取代商纣的“受命之君”。文王向西北、西南用兵,为灭商建立了巩固的后方。接着向东发展,过黄河进攻耆、邗等国。沿渭水东进,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崇,扫除了周在东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并且据有关中的膏腴之地。在伐崇的第二年,文王在沣水西岸营建丰邑,把政治中心迁于丰(今西安市西南)。至此,文王已完成了对商都的钳形包围,周人对商朝已经形成咄咄逼人的攻势,形成了三分天下,已有其二的局面。商纣王看到西伯的势力坐大,就加以防范,将姬昌囚于羑里。姬昌在被囚禁中,精心致力“演易之六十四卦,各为彖。”写了《周易》一书。这就是《史记》记载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之事。周臣闳夭等人为营救文王出狱,搜求美女、宝马、珠玉献给纣王。纣王见了大喜:“仅此一物(指美女)就足够了,何况宝物如此之多!”于是下令赦免文王出狱。并赏给他弓、矢、斧、钺,授权他讨伐不听命的诸侯。文王出狱后下决心灭商。一面向纣王献地,请求免除酷刑,取得信任,一面访贤任能,壮大国力。最能体现文王大将风度、不拘一格的举措就是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他一直十分重视人才,对前来投奔的贤士,都以礼相待,予以任用。如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人,都先后归附姬昌。姬昌自己生活勤俭,穿普通人衣服,还到田间劳动,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岐周在他的治理下,国力日渐强大。他享国50年,称王前立国43年。周文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明君圣人,被后世历代所称颂敬仰,《诗经·大雅》中有颂诗。孔子是被人尊崇的圣人,而周文王就是孔子崇拜的圣人。文王的统一大业最终由武王, , 完成。前1046年,周武王率5万大军从孟津东渡黄河,会八百诸侯于同盟山,造成威逼朝歌之势。纣王调集17万人马仓促迎战,双方交战于牧野,商军阵前倒戈,引导周军杀向纣王,纣王逃回朝歌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牧野大战,决定了一个延续555年的殷商王朝的灭亡,一个近800年的大周王朝的诞生。武王灭商后,为了收服人心,巩固新建的政权,在政治上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措施。首先,采取了以殷治殷,分而治之的办法,安抚殷商遗民。他封纣王之子武庚为殷侯,继续治理殷民。同时,将殷商王畿(京城周围千里)内之地分为卫、庸、邶三个小国,封自己的三个弟弟分别治理,负责监视武庚,号称“三监”。他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百姓,修整商朝贤臣比干的坟墓,放出贤臣箕子并恢复其原职。又散发供纣王淫乐奢侈之用的财物、粮, 食,赈济饥民和贫弱的百姓。通过采取, , 这些措施,商地很快稳定下来。其次,采取“众建诸侯、裂土为民”的封邦建国方略,实行对全国的统治。为了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治理好国家,武王专门把箕子接来镐京,虚心请教安邦治国之道。根据箕子讲述的道理,他同姜太公、周公旦等商议,决定将古时已有但还未完全形成的宗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和确定下来。即把全国分成若干个侯国,由周天子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做出了贡献的姬姓亲族、有功之臣和上古圣人之后,正所谓“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篇》),“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 《吕氏春秋·观世》);西周时期最重要的封国有武王弟康叔的封国卫、商王室贵族微子启的封国宋、协助武王灭商的吕尚的封国齐、成王弟叔虞的封国晋、周王宝贵族召公的封国燕、周公子伯禽的封国鲁等。分封诸侯时要举行隆重的册命仪式,在仪式上要由专门的官员来“授士”“授民”;各诸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从天子调遣,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述职;允许封侯世代承袭,并可在封国内分封卿、大夫;天子对诸侯有赏罚予夺之权,对封国中分封卿、大夫也有权过问。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毫无疑问,武王实行的封邦建国方略,相对于商朝那种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来说,显然是一个进步。它确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在当时起到了巩固和加强全国统治的作用,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上,起到平衡作用,在民族关系上,起到融合作用。但是,后来,他们逐渐背离中央,与周天子的关系愈来愈远,向心力变成离心力,逐步形成各个分裂割据的势力。周武王有着广阔的心胸和长远的眼光,大无畏的精神,很杰出的个人魅力,勤政爱民,果敢英武。惜他在灭商后不久就逝世了。武王作为历史中的一个“革命者”,推翻了殷商的暴虐统治;作为文化的一个“指引者”,成就了国学的磅礴气势和中华民族的文人精神。正是周人文化的积淀和发展,成就了中国不老的文化渊源。

  何尊 武王在临终前打算把王位传给德才兼备的叔旦——周公,并且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武王死后,太子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七年后,成王长成,周公还政。周公旦辅佐文王、武王、成王,为周王朝的建立以及巩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传说他作《周官》(即《周礼》),是礼乐制度的倡导者和力行者;他继承、总结了以前的历史,提出了系统的政治理论和主张,制定了周朝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是古代中国政治学的开山鼻祖;同时,他擅长解梦,有周公解梦一说;关于《易经》,传说周公作了解说,对易经、儒家思想的形成有奠基性的作用。“易正义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辞,周公爻辞,孔十翼也。”周公制礼作乐,备受孔子推崇。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儒家尊其为元圣。孟子推尊文王、周公为“圣人”,上溯汤、禹、舜、尧至黄帝,形成一幅中华民族的“圣人”图谱。这幅图谱有一个问题,就是对所谓的夷、蛮、戎、狄等华夏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要么刻意贬低,要么轻描淡写。周礼的内容,大概以“五礼”为核心,具体如下: 处理天人关系的吉礼(天地、宗庙、日月星辰、社稷)和凶礼(札礼(瘟疫)、荒礼(饥荒)、灾礼(山川变故)、丧礼,处理人际关系的嘉礼(饮食飨燕礼、婚礼、冠礼、宾射礼、贺庆礼)、宾礼(邦国外交与朋友宾客礼尚往来之礼)和军礼。“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军礼自然不可轻忽。当时打仗比较讲文明礼貌,有些规矩现在看来,可说是颇为有趣的。广义的“礼”是指所有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刑法制度和经济制度等,狭义的“礼”是指礼仪。有道德、法律、制度、规矩与礼节等内涵,也代表着一种惯行与形式。“礼”不仅把君臣关系、君民关系、臣臣关系、臣民关系固定下来,同时也把风土人情与民族性固定下来。礼,成为“华夏”民族文化方面的特征,言及文化教化意义上的华夏,不能不言及礼。“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王朝内部团结的两方面。礼乐,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分尊卑、别贵贱,主要是明确贵族的等级地位,而平民、农奴没有地位,对他们是不讲礼仪的。西周的礼仪和刑法是非常繁琐的,“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由专人掌礼,叫相。西周的乐和礼仪是分不开的,乐要为政治服务,礼是维持等级秩序的,必须有一定的仪容作形式,乐就是仪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中有许多“乐章”,叫《颂》。周公旦以此确立了宗法制。宗法制里面最重要的一条,是关于天子的继承问题。周公始,中国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这虽然不能解决贤愚的问题,却可以避免很多流血、杀戮。这就有效地稳定了统治阶级的秩序,起到了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宗法制是以血缘婚姻为纽带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天子是金字塔的顶层。而与此相应的各种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的规定,更是为这种等级制度树立标杆,各有定分,一旦违反,视为僭越非礼,则天子诛之、诸侯讨之。宗法制有助于处理中央与地方、中央内部的等级关系问题,维持社会稳定。与礼乐、宗法制相配套的经济制度是周公旦确立井田制。规定了田地不许买卖,百姓不许迁移,土地国有的政策。至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形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局面。周公旦的制礼作乐,既是对前朝统治经验教训的总结改造,又是周人具体实践的经验总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周公旦最伟大之处在于他发现了“形式” 的连续性。他有对“形式”大加挞伐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武王夺取天下后,在他的建议下,把殷朝许多形式化的遗产(包括礼),保留下来。殷朝的祭祀方法,祭祀的主持者大都得以保留,甚至保留了殷的诸侯国地位,仍由纣的后裔主持殷的事务。由于周公旦的不断规劝,周武革命是一场相对温和的革命,没有滥杀滥砍,滥毁滥焚,使得殷文化遗产得到完好的保留。对殷纣的旧臣没有实行“秋后算帐”,该任用的照旧任用。周武革命,除了灭掉了残暴的纣王,几乎没有什么天翻地覆的震荡,一切照旧。这怎能不让深谙历史的孔子与司马迁佩服得五体投地呢?难怪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现在曲阜还有周公庙,在孔庙里,称周公为“元圣”,孔子为“至圣先师”。即使是今天,我们也要对周公旦表示一定的敬意。今天看来,周礼中不乏腐朽落后之处,如专制特权的把戏,与民主政治相隔十万八千里,但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无疑是有意义的国粹。每个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才能使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相区分,才能构成多姿多彩的世界。至今外国人提及西周的文化,也不敢不仰视。周公在历史上之所以为人称道,除了他的贤明,制定了影响久远的政治制度外,就是他没有野心、“只想做大事,不想做大官”。周公制礼作乐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周公退位后,还当“资政”,对成王多有告诫,最有名的是《尚书·无逸》。他说,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要知道下边的隐情疾苦,要知道农人的辛苦,否则就会做出荒诞的事情来。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鳏寡,就能国运长久。周公告诫后代,不许放纵“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不能宽容自己说:姑且现在享乐一下,不能象商纣那样迷乱于酒。如果不听,就会变乱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诅咒。有人告诉说:“小人恨你、骂你。”要说自己有错误,深自省察,不许含怒,不许乱杀无辜,乱罚无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历代贤相,惟伊尹、周公、管仲、萧何、诸葛亮。周公的确是舍己为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表帅。总而言之,周公旦的功德大致有四:一是辅助武王得天下,二是代理成王治天下,三是参与了制定周礼,四是从无野心。正如杨向奎所言:“没有周公就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的传统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周公是中国伦理宗教的首创者,强调以德配天,以民情视天命,敬德保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大革新、政治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他们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先祖,奠定了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天下一统,四海一家;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庸尚和。西周实行封建领主制经济。农民是庶民、庶人、农奴身份。周王把土地和农奴封给诸侯,即“授民授疆土”,自诸侯以下层层授民授土。自天子至士都是剥削者,庶人是真正的农田耕作者(被剥削者)。对于土地,天子有所有权,诸侯、卿大夫、士有占有权和使用权,庶人有耕作和提供剥削的义务。正所谓“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孟子曾说西周“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反映了井田制度的特点。西周的土地分为两类:一类是贵族自留用,名“公田”,由所属农奴们集体无偿代耕,获得劳役地租。另一类是以百亩为单位分给农奴各家耕作,收获物归农奴所有。周王朝有严格的礼制和刑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周礼以父系社会体制之下形成的宗法制为基础,用以调解和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刑罚是用来控制、镇压平民和奴隶的,有大辟(死刑)、墨刑(在脸上做记号)、劓(割鼻子)、剕(砍脚)、宫(破坏生殖机能)、流刑、鞭刑、赎刑等刑罚和一套诉讼审判制度,极为残忍。在民族关系上,商的融合范围较小,主要在东夷,西周基本上在黄河流域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并逐渐融合成一个华夏族。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最终发展成为汉族。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比商代又有很大发展。大量自由民和奴隶从事生产活动,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剩余劳动产品,促使各种手工行业得到发展。青铜业生产进一步扩大,青铜产品的数量更多,用途也更广,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青铜业的发展,推动了其它行业的兴盛。文字的使用也更广泛,除了在甲骨上契刻文字外,在上万件铜器上都铸刻有铭文,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件。最多的一件铸有499个字,不亚于当时的一篇文献。大篆就是西周的文字。农业、畜牧、纺织、冶金、建筑、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也有不少新进展。考古学家在西周晚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人工冶制的铁器,说明至少在西周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西周时期,青铜农具使用比商代更为广泛,排水与引水技术掌握较好,农作物中桑麻瓜果都有栽培种植。西周实行井田制。每个男性主要劳动力授田百亩(相当于现在31亩多),每隔3年耕作者之间更换一次分配的田地。当时普遍采用熟荒耕作制,使得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手工业部门多,分工比商代更细,有“百工”之称,陶、瓷的制作范围扩大,技艺有所进步。纺织业特别是丝织业发展较快,在西周后期发现了锦(一种用复杂技术织成的比较名贵的丝织物),有些织物可染成各种颜色。商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国”与“都”中,出现了更大的市场。有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贵族商业以交换奴隶、牛马、兵器、珍宝异物为主,奴隶的价格很低,五名奴隶才换得一匹马及十把丝。民间商业以物易物占很大比例,《诗·卫风·氓》载“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就是描写一个青年以布换丝的情况。 海贝、海蚌和占卜用的龟甲等,往往都是从远方贡献和交换来的。海贝当时也作为货币,以朋为单位,后期有金(铜),以捋为单位。舟船和马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周代畜牧业已较发达,已设有专职官员管理马政,已把马按不同用途分为几种,还有了马的饲养、管理技术的记载,并已发明了马的去势技术。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去势技术的国家。周代已掌握利用微生物和酶加工食品的技术。当时已能用淀粉糖化的方法来制造饴糖,也掌握了制曲酿酒的技术,这是世界酿酒史上的重要发明,另外还掌握了制醋和酱的方法。周朝设置了医师总管医药行政,医生已有食医(营养卫生)、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和兽医之分,我国医学开始分科。《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生动地记载了公元前780年陕西一带地震引起的山崩及地壳变化等现象。周代已用圭表观测日影来确定季节,用刻漏(亦称漏刻)来记时。这两种仪器在我国古代沿用了很长时期。已用二十八宿(我国古代把天上某些星的集合体称为宿)来划分周天。我国人民在商周之际已发现天然油气苗的燃烧现象。周初为了选建洛阳城址,曾经绘制了洛邑一带的地图。西周的文学创作是划时代的。《诗》三百篇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基础,有很高的思想性、艺术性,有韵、有格调,为当时世界文学艺术的高峰之一。《诗经》按其内容的不同又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又称《国风》,是各地方的民间歌谣;《雅》是周朝大小贵族所作的诗歌;《颂》则是西周王室和鲁、宋两国公室在庙堂祭祀祖先所用的乐歌。《诗经》在文学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它的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它奠定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石。它真实、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波澜壮阔的画面: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景,包括他们所受剥削和奴役之苦,他们的劳动、家庭、婚姻、爱情和各种习惯风俗,也反映了当时贵族社会的各种状况,包括他们的家族生活,他们在政治上的各种际遇,他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各种礼仪,其中也涉及到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及民族矛盾。《诗经》的艺术表现方法,主要有赋、比、兴三种。在语言运用(如重言和双声叠韵)及章句结构(复沓章法)等方面也很有特色,这些都有助于增强诗的感染力,使《诗经》臻于文学艺术的高峰。《周易》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部内涵精深、影响广泛、流传久远的典籍,有“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之称。它虽然是一部哲学著作,但其文学成就很高。《周易》通过“形象”来说明哲理。这类“形象”以两种方式体现之:一是依赖于卦形符号的暗示,二是借助于卦爻辞文字的描述,二者体现了早期的文学象征意义。由于卦爻辞摄取了各种人所熟知的象征物,创造了生动而具典型性的象征形象,兼之卦爻辞富于哲理色彩的暗示性,使其象征意义鲜明化、深刻化、含蓄化——这就是卦爻辞象征艺术的三大特点。《周易》包涵了“观物取象”、“立象尽意”、 “以象喻理”、 意在言外的美学意蕴,具有“杂”与“一”相统一的艺术辩证法。运用了散文与韵文相结合、长短句和对偶句相结合、叙述与描写相结合、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对照、对偶、层递、警语等文学修辞手段。周代的散文和韵文已达到较高水平。《周诰》是周公口授,记录官记下的,不仅是优秀的政治、哲学文章,也是颇有造诣的散文。如《大诰》喻后人应继承前人事业:“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蕾,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梓材》亦以“稽田”、“作室家”、“作梓材”诸事作譬喻,告诫后人应在前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完成未竞的事业。西周金文中也有少数长篇使用了形象生动的文学语言,如共王时的《墙盘》铭文,上下篇分别追记历代周王及自己祖先的业绩,层次清楚,言简意赅,韵散并用,其中对每一位周王的颂扬,采用排比句式,语多形容与夸饰,可以认为是一篇有相当造诣的历史散文。韵文的产生大约在此同时或稍后。其产生的途径,一是对民间短歌民谣的整理。《周易》中的卦爻辞或被称作“繇”,繇即谣的借字,这是因为《周易》卦爻辞不少借用短歌民谣的缘故。其另一个来源,当是祭祀用的乐歌。这些用于祭祀鬼神的祝祷之辞多数都是有韵律的。西周金文中便有不少这类祭祀祖先的祝祷之辞。学者辑录的西周金文中的韵读,合计已达200篇之多,如王国维在《周代金石文韵读序》中指出的,这些金文的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夏商周三代已出现绘画艺术,雕塑与装饰艺术已有较高造诣。三代的绘画本自主要图绘于白色布帛之上,即孔子所谓的“绘事后素”。上世纪50年代曾在洛阳东郊摆驾路口一座商周之际的墓葬中发现有布质画幔的痕迹,其上有用红黄黑白四种颜色画成的几何图形,证明当时确有使用多种色彩进行绘画之事。因布帛年久易腐,使我们今日很难再见到其他具体的彩绘实物。所可考者,一为三代的青铜器装饰艺术,一为三代用各种材质塑造的雕塑艺术品。青铜器的艺术性一是在于它精美的纹饰,二是它特殊的艺术造型。青铜纹饰的产生在夏商之际,但其发展的高峰却在商末周初。其时一些最精致的花纹采取了类似浅浮雕的三叠花纹的表现方法,即在凸起的用作纹饰主体的粗线条外雕刻上云雷纹作为底纹,复在这些粗线条上再作勾勒,使整个纹饰繁复而又主次分明。在布局上讲究对称。在表现题材上,则以动物纹饰为主。这些动物,一部分是写实性的,包括象、虎、牛、羊、兔、蛇、龟、鱼、蝉、蟾蜍和各种鸟的形象;另一部分是虚拟的神兽或怪物,主要表现为一种被称作饕餮纹的有首无身的凶兽的形象、一种被称作夔纹或夔龙纹的侧视的龙的形象,以及被加上华丽花冠和羽毛的凤鸟的形象。这些纹饰总的看来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显示了那个时代宗教神权对于社会的主宰。所谓青铜器的特殊艺术造型,主要指一部分铸造成各种动物形象的酒器,包括各种鸟兽形尊、鸟兽形觥和鸟兽形卣。其所表现的动物主要为象、牛、羊、豕、虎、鹗等。许多器形构思巧妙,如《商周彝器通考》图697收录的一件商末象尊,躯体比例适当,象鼻高举、通体饰夔纹、饕餮纹及四瓣花纹,在象背上又立有一同样形象的小象作为盖纽,整个造型显示出庄重典雅的气质。此期雕塑首可举出殷墟安阳发现的各种玉、石、骨、牙等雕刻艺术品。过去在殷墟侯家庄商王大墓中就曾发现过不少圆雕的石刻,包括石鹗、石虎、石鸟、石牛头、石蟾蜍及石对尾双兽等,其雕工古朴简洁,动物形象多有夸饰而颇具神态。在武官村大墓中出土的一件巨型石磬上,则用复线勾勒出一张牙舞爪的蹲虎,亦使用夸张手法,大其头,裂其口,张其目,显示出虎的气势。近年在小屯发掘的妇好墓中,更出土了大批用玉、石、骨、牙雕刻的艺术品。其中十余件人物雕像比例适当,或跽坐,或站立,其中一些衣服冠带俨然,可以看出商代不同阶级人物的衣冠发式。玉雕中的动物种类尤多,包括写实性的虎、熊、象、马、牛、羊、猴、兔、鹤、鹰、鹗、鹦鹉、鸟、鸽、鸬鹚、燕、鹅、鱼、蛙、龟、鳖、蝉、螳螂之类,亦有非写实性的龙、凤、怪鸟等。 另一批值得重视的雕塑艺术品是近年在广汉三星堆发掘出的为数颇多的青铜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及各种动物(包括神化动物)形象,其时代约在商周之际。其中一尊身高170厘米、底座90厘米的青铜立人像,身着衣冠,表情严肃,似为方国首领的身份。另一些直径134厘米到数十厘米不等的大型青铜人面像则以夸张的造型见长,有的目睛凸出,有的耳如张翼,似强调其具有类似神话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特征。这些作品,无疑显示了古代巴蜀地区的文化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三代的音乐艺术通过当时所具有的各种乐器而有所体现。商代的乐器,见于考古发掘的已有鼓、铙、磬、埙数种,见于甲骨文字的还有龠、言、稣等。至于笛子之类,则早已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其中鼓有用木质、陶质或青铜制成的三种,鼓面则蒙以皮革。铙为青铜铸造,像倒置的钟形,柄朝下而中空,可插入木橛,用手执之,以木槌敲击发声。一般3或5件组成一组,大小相次,声音亦高低相次,称为编铙。1993年湖南宁乡师古寨出土一组9件的编铙,经测定,发现敲击每件的正鼓和侧鼓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音。磬为石制之打击乐器,上有孔,可悬挂,亦以槌敲击发声,分特磬与编磬两种,特磬一般形制较大,单个使用,编磬一般3至5枚,由大到小依次排列,小而厚者音高,薄而大者音低。埙为陶土制作之吹奏乐器,出现甚早,但早期之埙音孔数少,商代之埙,如安阳、辉县等地出土的埙皆有5个音孔,前面3个,后面2个,用各种不同的按孔方法,每个埙可发出11个音。龠,据甲骨文此字的写法,乃像编管吹奏乐器之形,一般认为可能是后世的排箫。稣即和的古字,据《尔雅•释乐》,乃是一种小形的笙。言,据《尔雅•释乐》,是一种大箫,即单管吹奏乐器。西周讲究礼乐,乐器种类大增。《周礼•春官》提到当时各种乐器可按8种不同的制作材料进行分类,它们是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合称八音。有人统计,仅见于《诗经》的周代乐器就有20多种,除旧时所有之外,新增加的比较重要的有青铜钟、鳟,弦乐器琴、瑟,竹制乐器篪、箫、笙等。其中的琴,据《诗经•小雅•车摹》“六辔如琴”句,知为六弦琴。考古发现的西周乐器主要是钟和缚。它们都是口朝下悬置的打击乐器。鳟的体形较大,用以节奏乐队;钟则相对较小,然每枚钟可敲击出两个音。一般几枚钟按声音高低排列在一起使用,称为编钟。西周前期的编钟一般3枚成组,以后发展成5枚、8枚。由于钟的音量较大,表现力亦丰富,使之成为周代最重要的乐器。商周时期的乐律知识,可由上述乐器的实测知之。大致在商代,人们就已有了绝对音高的观念,此由安阳和辉县两地出土陶埙都具有相同的基音这一点得以证明;同时,也已具有一定的对于音程组合或音阶结构的知识,如妇好墓所出5枚一套的编铙及辉县所出陶埙,都可奏出四声或六声音阶的序列。西周后期的编钟,既有按四声音阶(宫、角、徵、羽)排列者,如《仲义钟》及《柞钟》,亦有按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排列者,如新发现之《晋侯苏编钟》。其中晋侯苏编钟共两组(肆)16枚,出土于一墓之中,经对第1组8枚编钟的测定,知其具有两N8度音。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的七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及十二律,在西周亦已形成,1979年陕西扶风出土之《南宫乎钟》上有无射的律名,传世《郑井叔钟》上有妥宾的律名,殆可作为这方面的佐证。周公东征之后,完善了西周的政治制度。通过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制度,加强了王权,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但昭王伐荆楚,使“王道微缺”。到厉王时,实行专制统治,防民之口,与民争利,结果引起了“国人暴动”。公元前841年,国人不堪忍受厉王的高压政策,纷纷暴动。厉王奔彘(今山西霍县),太子静逃至召公家中。这一年是我国有明确纪年的开始。国人暴动平息后,出现“共和行政”的局面,直到宣王即位才告结束。周宣王即位,整顿内政,稳定社会秩序,在对周边的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史称“宣王中兴”。宣王后期,对外战争陷于僵局。宣王死,其子幽王即位。幽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奢侈腐朽,内政黑暗,加之严重的天灾人祸,周王朝的统治已无法继续下去了。公元前771年,申侯勾结犬戎和缯侯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之下。平王即位,迁都洛邑,西周结束。东周(前770年-前256年)时期牛耕已多有使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战国铁犁铧冠的出土,说明犁耕在中原已经得到推广,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逐渐兴起。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东周的建筑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鲁班是土木工匠中的杰出代表,后人尊为祖师。玉器、漆器生产已大量涌现,工艺精湛;金属铸币已广泛流通。丝织技术迅速提高,丝绸的品种也更加丰富多样,成为中国丝绸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种类繁多,色彩斑斓,技术水平之高,令人惊叹。楚国漆器彩绘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各种繁复的几何花纹,还有表现人物、狩猎、宴享、歌舞以及禽兽的写实图案,形象生动,极富生活气息。考古发掘所见东周的建筑遗迹,多为宫殿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以瓦当最为常见,还有青铜斗拱、青铜饰件和青铜屋模型等。由此可以想见东周宫殿建筑的宏伟壮观。东周时期,大国争霸,战乱频繁。各诸侯国为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在商、西周交通干线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将道路扩展到更为遥远险绝的地方,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的发展。

郑州商城遗址

  洛阳发现的东周天子六驾  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周王城,洛邑王城的遗址位于今洛阳涧河两岸,建成于西周初年,最初是周王召见诸侯,决定国家大事的地方。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王城多有增扩。东周王城遗址北依邙山,南傍洛河。其中心区域在洛河北涧河下游两岸。根据《周逸书、作雒解》记述“城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七里(当为十七里)。以为天下之大凑”。“设丘兆于南郊,建大社于国中”。城内的主要建筑有太庙、宗庙(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等“王宫”。这些宗庙、宫殿的建筑结构均为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税、没移、旅楹、画旅等式样,城内还有内阶、玄阶、堤唐、山唐、应门、库台、玄阅等不同的道路。周城建筑艺术风格严整、宫殿建筑艺术形式丰富多彩、构思合理新颖。东周王城城址呈正方形。城内西北隅发现有一处规模很大的战国时期烧制陶器的窑场,窑场东面还有一座战国时期制造玉器、石器、骨器的作坊。城内还发现一有两处口大底小,径和深度都在10米左右的纵剖面呈倒置的等腰梯形粮窖。在城址的东北部及城郊,发现有东周时期的大墓多座。从发掘的四座规格很高的墓葬看,其平面均呈甲字形,出土随葬品有铜车马器、玉器、彩绘陶器等,其中一座大墓还出土有“天子”圭和套色料珠,十分罕见。晋代《元康地道记》记载:“王城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郭城四边各有三座城门,每门都有三个洞,每洞各通一条道路,共十二条道,路宽20米。男左女右,中间为车路,城内经纬道路各9条。巍峨的王宫建在中央大道上,宫有五门,内有六寝。在王宫的左边有宗庙祖堂,右边有社稷神坛,前面是朝会诸侯群臣的殿庭,南郊建有明堂,城后有交易市场。这种“王室居中,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建筑艺术布局,对后世都城的设计和建造有着深远的影响。经实测,王城南北3700米,东西宽2800米,与文献记载基本相同。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既与东周的绝大部分时期相交合,也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开始衰微,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际上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国家分裂分治。在这五百多年间,群雄并起,大国争霸,战乱频繁,强衰轮回,到战国初年,逐渐形成七国并立的形势,中小诸侯国渐被兼并,最后秦灭六国,重新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军事斗争层出不穷,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却也是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科技大发展的时期,文风鼎盛,百家争鸣,思想空前活跃。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时期。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既产生了像孔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等大批世界级的伟大圣哲,像管仲、晏子、商鞅那样的伟大政治家,孙武、曹刿那样的军事家,又产生了像鲁班、李冰那样的杰出科学家。这个时代,充满竞争,相互厮杀,以及尔虞我诈,机智权谋。这是一个复杂混乱的时代,既有秩序,也没有秩序;既有道德,也没有道德;既有远大理想又很现实;既有理性有很世故实用。令人钦佩不已的是那些儒士、巨子,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们生处乱世之中,却心怀天下苍生,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国救民之道,表达对社会、自然和国家的关注和看法。其思想之深邃、境界之高远,成为下启华夏文明的不可逾越的精神高原。它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就如同古希腊时期对西方文明的影响一样。对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充满伟大发明创造的时期,宛如中华文明史上一颗永远璀璨的明珠。鲁班发明了曲尺、墨斗、刨子、钻子、凿子、铲子、石磨、云梯、钩拒、木车、飞鹊、锁钥、石刻九州图等等,极大地解放了许多领域的生产力,被尊为我国土木工程始祖。李冰父子发明建造了非常节能环保自然灵活的世界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秦国人在高山峻岭之中,利用了当时高超的科学技术,修建了一条人工运河——灵渠,使得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得以沟通,南北的河流连成一片。甘德和石申著述了《甘石星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专著,记录了120颗恒星的具体位置,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座表。医学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对于人体解剖有一定的了解,已知内脏大小、血管长短与血液循环。治病方面,有较细的分科,已分为内、外、妇和小儿等科。诊断方法上,已有了“望(色)、闻(味)、听(声)、切(脉)”等方法,这也是后来中医使用的“望、问、闻、切”四个诊断方法。出现了医学专著《黄帝内经》,这是我国最早的医学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总结了各科300多种疾病的治疗方法,被后人称为“医家之宗”。铁器,在春秋晚期已被广泛使用。早期的指南针——司南,在战国初期就已有相应的文字记载,用于野外的探矿和地形勘查。秦王赢政以武功专制的手段再次统一中国,后经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西夏、金、元、明、清,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在长达2 200年的历史时期,我国创造了最为璀璨的文化,科学技术空前发达。很长时期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令人神往的文明之邦。西汉初期已经出现了纸,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之一;《黄帝内经》在西汉正式编定;司马迁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史记》;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对中国和世界文化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张衡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华佗发明了“麻沸散”,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创举;北魏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隋朝开凿的大运河对当时促进南北经济繁荣文化交流起了巨大作用;李春设计的“赵州桥”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唐政府组织编写的《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比欧洲早800多年;宋时,我国是世界上造船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船上已经安装指南针;北宋著名建筑师李诫写的《营造法式》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建筑学著作;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世界上内容最丰富、考订最详细的药物学著作;徐宏祖是著名的学者和旅行家,所著《徐霞客游记》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岩溶地貌的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施耐庵的《水浒传》是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我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长篇神话小说;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为题材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清代的《古代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类书;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的高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文小说的颠峰;《四库全书》是清政府组织实施的浩瀚巨大的文化系统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古代文化灿若星辰,世界之最不胜枚举。以上只是每一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之一。据自然科学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历代重大科技成就(项目)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所占比例为:公元前6世纪前为57.4%;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为50%;公元前1世纪到400年为62%;401年到1000年为71%;1001年到1500年为58%。明朝以前的世界重要发明和伟大的科技成就有300多项,其中有175项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使欧洲望尘莫及,有许多项目比欧洲早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而从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几百年间,中国落伍了,被西方超越。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开创了先进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科技文明和精神文明。究其原因,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一、以黄帝道术和儒家等传统文化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的指引。这种意识形态强调“仁政”、“德政”、“人本”、“和谐”、“富民”、“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中庸尚和”思想。二、有所制约的开明专制,礼法并用,德法结合,人才治国。儒家教导皇帝要做有为之君,敬天法祖,畏圣人之言,儒士成为官员后对皇帝有一定的制约。秦汉开国时期,论功行赏,血缘的“高贵”已无意义,官员几乎都是乡村的学者出身;东汉以后,读书人,而不是富人、贵族或军人是社会的中心;隋唐开始,科举取士,实现了选贤与能。在乡村,实行儒士、乡绅自治,以施仁政、道德、礼仪来约束官员和教育民众。三、天下一统,力量强大,有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四、相对自由平等的经济制度。私人财产基本得到保护,有作为的时期很少横征暴敛,基本上能够做到民尽其力,地尽其利。五、人民的勤劳智慧,富于创造性。在印度河流域,早在公元前三千纪时,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繁荣的城市,众多的人口,宏伟的建筑,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以及宗教信仰和文字体系的萌生,其成就完全可以与同时代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媲美。换言之,在传统认定的吠陀时代雅利安人社会之前,文明已经在印度河流域存在并延续了1000多年,这个印度前文明时代的古文明,所达到的文明成就也是很惊人的。古印度在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对世界文明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在文学方面,创作了不朽的史诗——《摩诃婆国多》和《罗摩衍那》;在哲学方面,创立了“因明学”,相当于今天的逻辑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杰出的贡献是发明了16世纪到21世纪世界通用的计数法,创造了包括“0”在内的10个数字符号。阿拉伯数字实际上起源于印度,然后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方。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还产生了佛教,先后传入中国、朝鲜和日本。现在在印度本土有众多信众的印度教也极富高远宁静的思想。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印度历史上曾多次遭遇外敌入侵,文明屡被中断。印度的历史有的要到中国的史籍中去找寻。佛教在印度式微,一千几百年来,中华成了佛教的大本营。古埃及文明十分古老,几乎同中华文明一样久远。公元前4245年,埃及南、北王国实现联合,这大致相当于中国的黄帝时期。前3200年,国家实现了统一。历经4000多年的文明古国,在公元641年被阿拉伯人征服后,埃及文明几乎一去不返,只留下那些不易被摧毁的金字塔、石雕、木乃伊,深埋于地下的宫殿、坟墓等等,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希罗多德说过:“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的确,文明与水密不可分。黄河、长江孕育了中华文明,幼发拉底河孕育了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锻造了古埃及文明。古埃及从公元前4000年代后半叶就开始出现了象形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一直使用到公元4世纪末,大约流行了三四千年之久。虽然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象形文字的语法和词汇有相当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罗马统治时期,变化十分惊人。但是,象形文字的传统却得以保存下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通过西奈铭文,最后影响了腓尼基字母文字的发明。象形文字最初使用起来不甚方便,所以,在古王国末期,由象形文字演变出来一种便于书写的行书体,通常称为僧侣体。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在僧侣体的基础上又发明了更简便的草书形式,即世俗体。古埃及人尽管发明了3种书写形式不同的文字,但都是象形文字的演化。象形文字及其不同的书写体,维持了古埃及文字的固有传统。有了文字这个载体,埃及的文明就插上了翅膀,它不再局限于尼罗河地区,开始向近东地区、非洲以及地中海沿岸传播。像中国发明造纸术一样,古埃及在五千年前就发明了莎草纸。它与传统材料相比具有很多优点,如质轻、便宜、易造、耐用,可卷折和便于运输等。于是得以大批量生产,在近 4000 年的时间内,是最受欢迎的书写材料,在地中海一带形成垄断。古代,埃及是生产莎草纸的唯一国家。由于埃及气候干燥,文件不易腐烂,有的至今还能在沙漠里找到。近 100 年来发现的莎草纸中有前 2700~公元 900 年用十几种文字书写的文件,其中有希腊文、阿拉伯文、埃及文、科普特文、拉丁文、阿拉米文和希伯来文等。埃及是我们今天了解的记载最丰富的古代文明,这要归功于莎草纸,它不仅记述了埃及文明本身,而且保存了其他文明。传播文明靠口口相传毕竟受限,莎草纸作为文明的一种载体,就扮演了埃及文明向外传播的重要角色。埃及的造纸术在早期文明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正是埃及文明能够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条件。 
古埃及有自己的宗教,法老既是世俗的统治者,也是神的代言人。那岿然耸立几千年之久的金字塔,或许是法老的陵寝,或许是法老与天神沟通之地,或许是与上天星座对应的星象图?这都还是一个谜。但是,埃及的本土宗教影响很有限。罗马帝国征服时期,国人信仰基督教;阿拉伯人征服之后,埃及阿拉伯化了,伊斯兰教成为国教,阿拉伯语成为官方语言。近代以来,土耳其人、法国人、英国人又先后入侵这个古老国家。他们一次次毁灭埃及的古老文明,也一次次“发现”这个文明。埃及文明就像一具凝结在时空之中的文明的木乃伊,默默地注视着人类的进程,一任尘埃蒙上她的身躯。 
埃及的雕刻、绘画艺术等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最初的象形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神圣的雕刻”。那些无比优美的纪念碑和雕像是永恒的神与法老的纪念品。陵墓和神庙的浮雕与绘画使日常生活的不变节奏永存下去。平民百姓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寄托在小小的雕像之中。这样的系列雕像有完整的祭祀祈祷词,表达了古埃及人要让自己的祈告永存的愿望。在绘画方面,埃及人根据实际的目的和用途去创作,他们的画不是追求精致、漂亮,而是完整、圆满。画家尽可能地把一切东西都制作得明确而又耐久。因此,他们不是按照任何偶然表现出来的样子去描绘自然,而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去描画,并且遵循着严密的法则,因为这种法则可以保证所有必须入画的东西都被完全明确、突出地显示出来。它们是用线条造型,填色,在这方面有点像中国画;构图有的是平面展开,有的是在一条横线上安排人物、景物,不受透视局限,可能这样处理能全面、明白地描绘各种对象。埃及的浮雕壁画的风格特征是:横带状的排列结构,用水平线来划分画面;画面构图在一条直线上安排人与物,人物依尊卑和远近不同来规定形象大小,井然有序,追求平面的排列效果;注重画面的叙述性,内容详尽,描绘精微;人物造型程式化,写实和变形装饰相结合;象形文字和图像并用。始终保持绘画的可读性和文字的绘画性这两大特点。 
总之,人类的祖先创造了光彩夺目、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也不仅仅局限于我以上所谈的几种文明,还有巴比伦文明、犹太文明、美洲文明等等。他们既有一些共同的理念和观念, 
也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思想体系、文化艺术和制度文明。不同文明在其产生、发展和演进过程中,都会面对一些相同的基本问题,比如:如何建构社会秩序(即国家形态)?如何面对自然的力量?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处理生者和死者的关系?人生如何才有意义?如何建构群体的认同、如何教化社会成员?如何面对外来威胁?不同的文明处理这些问题的不同方式,决定了其独特的性格和特征。只有在相互的比较和对话中,我们才能明晰各个文明的共与个性,为今天的我们提供借鉴。人类需要各美其美,相互融合,和谐共存。 
在此,需要做点说明,因篇幅所限,有的古代文明未曾谈及,中世纪史、近现代史也不单独谈了,只是在本著的其他篇章穿插地论述。 

, 食,赈济饥民和贫弱的百姓。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商地很快稳定下来。其次,采取“众建诸侯、裂土为民”的封邦建国方略,实行对全国的统治。为了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治理好国家,武王专门把箕子接来镐京,虚心请教安邦治国之道。根据箕子讲述的道理,他同姜太公、周公旦等商议,决定将古时已有但还未完全形成的宗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和确定下来。即把全国分成若干个侯国,由周天子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做出了贡献的姬姓亲族、有功之臣和上古圣人之后,正所谓“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篇》),“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 《吕氏春秋·观世》);西周时期最重要的封国有武王弟康叔的封国卫、商王室贵族微子启的封国宋、协助武王灭商的吕尚的封国齐、成王弟叔虞的封国晋、周王宝贵族召公的封国燕、周公子伯禽的封国鲁等。分封诸侯时要举行隆重的册命仪式,在仪式上要由专门的官员来“授士”“授民”;各诸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从天子调遣,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述职;允许封侯世代承袭,并可在封国内分封卿、大夫;天子对诸侯有赏罚予夺之权,对封国中分封卿、大夫也有权过问。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毫无疑问,武王实行的封邦建国方略,相对于商朝那种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来说,显然是一个进步。它确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在当时起到了巩固和加强全国统治的作用,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上,起到平衡作用,在民族关系上,起到融合作用。但是,后来,他们逐渐背离中央,与周天子的关系愈来愈远,向心力变成离心力,逐步形成各个分裂割据的势力。周武王有着广阔的心胸和长远的眼光,大无畏的精神,很杰出的个人魅力,勤政爱民,果敢英武。惜他在灭商后不久就逝世了。武王作为历史中的一个“革命者”,推翻了殷商的暴虐统治;作为文化的一个“指引者”,成就了国学的磅礴气势和中华民族的文人精神。正是周人文化的积淀和发展,成就了中国不老的文化渊源。

何尊 

  何尊 武王在临终前打算把王位传给德才兼备的叔旦——周公,并且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武王死后,太子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七年后,成王长成,周公还政。周公旦辅佐文王、武王、成王,为周王朝的建立以及巩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传说他作《周官》(即《周礼》),是礼乐制度的倡导者和力行者;他继承、总结了以前的历史,提出了系统的政治理论和主张,制定了周朝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是古代中国政治学的开山鼻祖;同时,他擅长解梦,有周公解梦一说;关于《易经》,传说周公作了解说,对易经、儒家思想的形成有奠基性的作用。“易正义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辞,周公爻辞,孔十翼也。”周公制礼作乐,备受孔子推崇。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儒家尊其为元圣。孟子推尊文王、周公为“圣人”,上溯汤、禹、舜、尧至黄帝,形成一幅中华民族的“圣人”图谱。这幅图谱有一个问题,就是对所谓的夷、蛮、戎、狄等华夏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要么刻意贬低,要么轻描淡写。周礼的内容,大概以“五礼”为核心,具体如下: 处理天人关系的吉礼(天地、宗庙、日月星辰、社稷)和凶礼(札礼(瘟疫)、荒礼(饥荒)、灾礼(山川变故)、丧礼,处理人际关系的嘉礼(饮食飨燕礼、婚礼、冠礼、宾射礼、贺庆礼)、宾礼(邦国外交与朋友宾客礼尚往来之礼)和军礼。“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军礼自然不可轻忽。当时打仗比较讲文明礼貌,有些规矩现在看来,可说是颇为有趣的。广义的“礼”是指所有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刑法制度和经济制度等,狭义的“礼”是指礼仪。有道德、法律、制度、规矩与礼节等内涵,也代表着一种惯行与形式。“礼”不仅把君臣关系、君民关系、臣臣关系、臣民关系固定下来,同时也把风土人情与民族性固定下来。礼,成为“华夏”民族文化方面的特征,言及文化教化意义上的华夏,不能不言及礼。“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王朝内部团结的两方面。礼乐,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分尊卑、别贵贱,主要是明确贵族的等级地位,而平民、农奴没有地位,对他们是不讲礼仪的。西周的礼仪和刑法是非常繁琐的,“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由专人掌礼,叫相。西周的乐和礼仪是分不开的,乐要为政治服务,礼是维持等级秩序的,必须有一定的仪容作形式,乐就是仪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中有许多“乐章”,叫《颂》。周公旦以此确立了宗法制。宗法制里面最重要的一条,是关于天子的继承问题。周公始,中国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这虽然不能解决贤愚的问题,却可以避免很多流血、杀戮。这就有效地稳定了统治阶级的秩序,起到了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是宗法制的核心内容。宗法制是以血缘婚姻为纽带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天子是金字塔的顶层。而与此相应的各种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的规定,更是为这种等级制度树立标杆,各有定分,一旦违反,视为僭越非礼,则天子诛之、诸侯讨之。宗法制有助于处理中央与地方、中央内部的等级关系问题,维持社会稳定。与礼乐、宗法制相配套的经济制度是周公旦确立井田制。规定了田地不许买卖,百姓不许迁移,土地国有的政策。至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形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局面。周公旦的制礼作乐,既是对前朝统治经验教训的总结改造,又是周人具体实践的经验总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周公旦最伟大之处在于他发现了“形式” 的连续性。他有对“形式”大加挞伐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武王夺取天下后,在他的建议下,把殷朝许多形式化的遗产(包括礼),保留下来。殷朝的祭祀方法,祭祀的主持者大都得以保留,甚至保留了殷的诸侯国地位,仍由纣的后裔主持殷的事务。由于周公旦的不断规劝,周武革命是一场相对温和的革命,没有滥杀滥砍,滥毁滥焚,使得殷文化遗产得到完好的保留。对殷纣的旧臣没有实行“秋后算帐”,该任用的照旧任用。周武革命,除了灭掉了残暴的纣王,几乎没有什么天翻地覆的震荡,一切照旧。这怎能不让深谙历史的孔子与司马迁佩服得五体投地呢?难怪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现在曲阜还有周公庙,在孔庙里,称周公为“元圣”,孔子为“至圣先师”。即使是今天,我们也要对周公旦表示一定的敬意。今天看来,周礼中不乏腐朽落后之处,如专制特权的把戏,与民主政治相隔十万八千里,但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无疑是有意义的国粹。每个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才能使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相区分,才能构成多姿多彩的世界。至今外国人提及西周的文化,也不敢不仰视。周公在历史上之所以为人称道,除了他的贤明,制定了影响久远的政治制度外,就是他没有野心、“只想做大事,不想做大官”。周公制礼作乐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周公退位后,还当“资政”,对成王多有告诫,最有名的是《尚书·无逸》。他说,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要知道下边的隐情疾苦,要知道农人的辛苦,否则就会做出荒诞的事情来。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鳏寡,就能国运长久。周公告诫后代,不许放纵“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不能宽容自己说:姑且现在享乐一下,不能象商纣那样迷乱于酒。如果不听,就会变乱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诅咒。有人告诉说:“小人恨你、骂你。”要说自己有错误,深自省察,不许含怒,不许乱杀无辜,乱罚无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历代贤相,惟伊尹、周公、管仲、萧何、诸葛亮。周公的确是舍己为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表帅。总而言之,周公旦的功德大致有四:一是辅助武王得天下,二是代理成王治天下,三是参与了制定周礼,四是从无野心。正如杨向奎所言:“没有周公就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的传统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周公是中国伦理宗教的首创者,强调以德配天,以民情视天命,敬德保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大革新、政治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他们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先祖,奠定了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天下一统,四海一家;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庸尚和。西周实行封建领主制经济。农民是庶民、庶人、农奴身份。周王把土地和农奴封给诸侯,即“授民授疆土”,自诸侯以下层层授民授土。自天子至士都是剥削者,庶人是真正的农田耕作者(被剥削者)。对于土地,天子有所有权,诸侯、卿大夫、士有占有权和使用权,庶人有耕作和提供剥削的义务。正所谓“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孟子曾说西周“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反映了井田制度的特点。西周的土地分为两类:一类是贵族自留用,名“公田”,由所属农奴们集体无偿代耕,获得劳役地租。另一类是以百亩为单位分给农奴各家耕作,收获物归农奴所有。周王朝有严格的礼制和刑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周礼以父系社会体制之下形成的宗法制为基础,用以调解和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刑罚是用来控制、镇压平民和奴隶的,有大辟(死刑)、墨刑(在脸上做记号)、劓(割鼻子)、剕(砍脚)、宫(破坏生殖机能)、流刑、鞭刑、赎刑等刑罚和一套诉讼审判制度,极为残忍。在民族关系上,商的融合范围较小,主要在东夷,西周基本上在黄河流域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并逐渐融合成一个华夏族。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最终发展成为汉族。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比商代又有很大发展。大量自由民和奴隶从事生产活动,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剩余劳动产品,促使各种手工行业得到发展。青铜业生产进一步扩大,青铜产品的数量更多,用途也更广,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青铜业的发展,推动了其它行业的兴盛。文字的使用也更广泛,除了在甲骨上契刻文字外,在上万件铜器上都铸刻有铭文,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件。最多的一件铸有499个字,不亚于当时的一篇文献。大篆就是西周的文字。农业、畜牧、纺织、冶金、建筑、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也有不少新进展。考古学家在西周晚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人工冶制的铁器,说明至少在西周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西周时期,青铜农具使用比商代更为广泛,排水与引水技术掌握较好,农作物中桑麻瓜果都有栽培种植。西周实行井田制。每个男性主要劳动力授田百亩(相当于现在31亩多),每隔3年耕作者之间更换一次分配的田地。当时普遍采用熟荒耕作制,使得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手工业部门多,分工比商代更细,有“百工”之称,陶、瓷的制作范围扩大,技艺有所进步。纺织业特别是丝织业发展较快,在西周后期发现了锦(一种用复杂技术织成的比较名贵的丝织物),有些织物可染成各种颜色。商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国”与“都”中,出现了更大的市场。有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贵族商业以交换奴隶、牛马、兵器、珍宝异物为主,奴隶的价格很低,五名奴隶才换得一匹马及十把丝。民间商业以物易物占很大比例,《诗·卫风·氓》载“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就是描写一个青年以布换丝的情况。 海贝、海蚌和占卜用的龟甲等,往往都是从远方贡献和交换来的。海贝当时也作为货币,以朋为单位,后期有金(铜),以捋为单位。舟船和马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周代畜牧业已较发达,已设有专职官员管理马政,已把马按不同用途分为几种,还有了马的饲养、管理技术的记载,并已发明了马的去势技术。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去势技术的国家。周代已掌握利用微生物和酶加工食品的技术。当时已能用淀粉糖化的方法来制造饴糖,也掌握了制曲酿酒的技术,这是世界酿酒史上的重要发明,另外还掌握了制醋和酱的方法。周朝设置了医师总管医药行政,医生已有食医(营养卫生)、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和兽医之分,我国医学开始分科。《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生动地记载了公元前780年陕西一带地震引起的山崩及地壳变化等现象。周代已用圭表观测日影来确定季节,用刻漏(亦称漏刻)来记时。这两种仪器在我国古代沿用了很长时期。已用二十八宿(我国古代把天上某些星的集合体称为宿)来划分周天。我国人民在商周之际已发现天然油气苗的燃烧现象。周初为了选建洛阳城址,曾经绘制了洛邑一带的地图。西周的文学创作是划时代的。《诗》三百篇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基础,有很高的思想性、艺术性,有韵、有格调,为当时世界文学艺术的高峰之一。《诗经》按其内容的不同又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又称《国风》,是各地方的民间歌谣;《雅》是周朝大小贵族所作的诗歌;《颂》则是西周王室和鲁、宋两国公室在庙堂祭祀祖先所用的乐歌。《诗经》在文学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它的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它奠定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石。它真实、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波澜壮阔的画面: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景,包括他们所受剥削和奴役之苦,他们的劳动、家庭、婚姻、爱情和各种习惯风俗,也反映了当时贵族社会的各种状况,包括他们的家族生活,他们在政治上的各种际遇,他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各种礼仪,其中也涉及到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及民族矛盾。《诗经》的艺术表现方法,主要有赋、比、兴三种。在语言运用(如重言和双声叠韵)及章句结构(复沓章法)等方面也很有特色,这些都有助于增强诗的感染力,使《诗经》臻于文学艺术的高峰。《周易》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部内涵精深、影响广泛、流传久远的典籍,有“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之称。它虽然是一部哲学著作,但其文学成就很高。《周易》通过“形象”来说明哲理。这类“形象”以两种方式体现之:一是依赖于卦形符号的暗示,二是借助于卦爻辞文字的描述,二者体现了早期的文学象征意义。由于卦爻辞摄取了各种人所熟知的象征物,创造了生动而具典型性的象征形象,兼之卦爻辞富于哲理色彩的暗示性,使其象征意义鲜明化、深刻化、含蓄化——这就是卦爻辞象征艺术的三大特点。《周易》包涵了“观物取象”、“立象尽意”、 “以象喻理”、 意在言外的美学意蕴,具有“杂”与“一”相统一的艺术辩证法。运用了散文与韵文相结合、长短句和对偶句相结合、叙述与描写相结合、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对照、对偶、层递、警语等文学修辞手段。周代的散文和韵文已达到较高水平。《周诰》是周公口授,记录官记下的,不仅是优秀的政治、哲学文章,也是颇有造诣的散文。如《大诰》喻后人应继承前人事业:“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蕾,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梓材》亦以“稽田”、“作室家”、“作梓材”诸事作譬喻,告诫后人应在前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完成未竞的事业。西周金文中也有少数长篇使用了形象生动的文学语言,如共王时的《墙盘》铭文,上下篇分别追记历代周王及自己祖先的业绩,层次清楚,言简意赅,韵散并用,其中对每一位周王的颂扬,采用排比句式,语多形容与夸饰,可以认为是一篇有相当造诣的历史散文。韵文的产生大约在此同时或稍后。其产生的途径,一是对民间短歌民谣的整理。《周易》中的卦爻辞或被称作“繇”,繇即谣的借字,这是因为《周易》卦爻辞不少借用短歌民谣的缘故。其另一个来源,当是祭祀用的乐歌。这些用于祭祀鬼神的祝祷之辞多数都是有韵律的。西周金文中便有不少这类祭祀祖先的祝祷之辞。学者辑录的西周金文中的韵读,合计已达200篇之多,如王国维在《周代金石文韵读序》中指出的,这些金文的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夏商周三代已出现绘画艺术,雕塑与装饰艺术已有较高造诣。三代的绘画本自主要图绘于白色布帛之上,即孔子所谓的“绘事后素”。上世纪50年代曾在洛阳东郊摆驾路口一座商周之际的墓葬中发现有布质画幔的痕迹,其上有用红黄黑白四种颜色画成的几何图形,证明当时确有使用多种色彩进行绘画之事。因布帛年久易腐,使我们今日很难再见到其他具体的彩绘实物。所可考者,一为三代的青铜器装饰艺术,一为三代用各种材质塑造的雕塑艺术品。青铜器的艺术性一是在于它精美的纹饰,二是它特殊的艺术造型。青铜纹饰的产生在夏商之际,但其发展的高峰却在商末周初。其时一些最精致的花纹采取了类似浅浮雕的三叠花纹的表现方法,即在凸起的用作纹饰主体的粗线条外雕刻上云雷纹作为底纹,复在这些粗线条上再作勾勒,使整个纹饰繁复而又主次分明。在布局上讲究对称。在表现题材上,则以动物纹饰为主。这些动物,一部分是写实性的,包括象、虎、牛、羊、兔、蛇、龟、鱼、蝉、蟾蜍和各种鸟的形象;另一部分是虚拟的神兽或怪物,主要表现为一种被称作饕餮纹的有首无身的凶兽的形象、一种被称作夔纹或夔龙纹的侧视的龙的形象,以及被加上华丽花冠和羽毛的凤鸟的形象。这些纹饰总的看来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显示了那个时代宗教神权对于社会的主宰。所谓青铜器的特殊艺术造型,主要指一部分铸造成各种动物形象的酒器,包括各种鸟兽形尊、鸟兽形觥和鸟兽形卣。其所表现的动物主要为象、牛、羊、豕、虎、鹗等。许多器形构思巧妙,如《商周彝器通考》图697收录的一件商末象尊,躯体比例适当,象鼻高举、通体饰夔纹、饕餮纹及四瓣花纹,在象背上又立有一同样形象的小象作为盖纽,整个造型显示出庄重典雅的气质。此期雕塑首可举出殷墟安阳发现的各种玉、石、骨、牙等雕刻艺术品。过去在殷墟侯家庄商王大墓中就曾发现过不少圆雕的石刻,包括石鹗、石虎、石鸟、石牛头、石蟾蜍及石对尾双兽等,其雕工古朴简洁,动物形象多有夸饰而颇具神态。在武官村大墓中出土的一件巨型石磬上,则用复线勾勒出一张牙舞爪的蹲虎,亦使用夸张手法,大其头,裂其口,张其目,显示出虎的气势。近年在小屯发掘的妇好墓中,更出土了大批用玉、石、骨、牙雕刻的艺术品。其中十余件人物雕像比例适当,或跽坐,或站立,其中一些衣服冠带俨然,可以看出商代不同阶级人物的衣冠发式。玉雕中的动物种类尤多,包括写实性的虎、熊、象、马、牛、羊、猴、兔、鹤、鹰、鹗、鹦鹉、鸟、鸽、鸬鹚、燕、鹅、鱼、蛙、龟、鳖、蝉、螳螂之类,亦有非写实性的龙、凤、怪鸟等。 另一批值得重视的雕塑艺术品是近年在广汉三星堆发掘出的为数颇多的青铜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及各种动物(包括神化动物)形象,其时代约在商周之际。其中一尊身高170厘米、底座90厘米的青铜立人像,身着衣冠,表情严肃,似为方国首领的身份。另一些直径134厘米到数十厘米不等的大型青铜人面像则以夸张的造型见长,有的目睛凸出,有的耳如张翼,似强调其具有类似神话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特征。这些作品,无疑显示了古代巴蜀地区的文化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三代的音乐艺术通过当时所具有的各种乐器而有所体现。商代的乐器,见于考古发掘的已有鼓、铙、磬、埙数种,见于甲骨文字的还有龠、言、稣等。至于笛子之类,则早已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其中鼓有用木质、陶质或青铜制成的三种,鼓面则蒙以皮革。铙为青铜铸造,像倒置的钟形,柄朝下而中空,可插入木橛,用手执之,以木槌敲击发声。一般3或5件组成一组,大小相次,声音亦高低相次,称为编铙。1993年湖南宁乡师古寨出土一组9件的编铙,经测定,发现敲击每件的正鼓和侧鼓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音。磬为石制之打击乐器,上有孔,可悬挂,亦以槌敲击发声,分特磬与编磬两种,特磬一般形制较大,单个使用,编磬一般3至5枚,由大到小依次排列,小而厚者音高,薄而大者音低。埙为陶土制作之吹奏乐器,出现甚早,但早期之埙音孔数少,商代之埙,如安阳、辉县等地出土的埙皆有5个音孔,前面3个,后面2个,用各种不同的按孔方法,每个埙可发出11个音。龠,据甲骨文此字的写法,乃像编管吹奏乐器之形,一般认为可能是后世的排箫。稣即和的古字,据《尔雅•释乐》,乃是一种小形的笙。言,据《尔雅•释乐》,是一种大箫,即单管吹奏乐器。西周讲究礼乐,乐器种类大增。《周礼•春官》提到当时各种乐器可按8种不同的制作材料进行分类,它们是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合称八音。有人统计,仅见于《诗经》的周代乐器就有20多种,除旧时所有之外,新增加的比较重要的有青铜钟、鳟,弦乐器琴、瑟,竹制乐器篪、箫、笙等。其中的琴,据《诗经•小雅•车摹》“六辔如琴”句,知为六弦琴。考古发现的西周乐器主要是钟和缚。它们都是口朝下悬置的打击乐器。鳟的体形较大,用以节奏乐队;钟则相对较小,然每枚钟可敲击出两个音。一般几枚钟按声音高低排列在一起使用,称为编钟。西周前期的编钟一般3枚成组,以后发展成5枚、8枚。由于钟的音量较大,表现力亦丰富,使之成为周代最重要的乐器。商周时期的乐律知识,可由上述乐器的实测知之。大致在商代,人们就已有了绝对音高的观念,此由安阳和辉县两地出土陶埙都具有相同的基音这一点得以证明;同时,也已具有一定的对于音程组合或音阶结构的知识,如妇好墓所出5枚一套的编铙及辉县所出陶埙,都可奏出四声或六声音阶的序列。西周后期的编钟,既有按四声音阶(宫、角、徵、羽)排列者,如《仲义钟》及《柞钟》,亦有按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排列者,如新发现之《晋侯苏编钟》。其中晋侯苏编钟共两组(肆)16枚,出土于一墓之中,经对第1组8枚编钟的测定,知其具有两N8度音。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的七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及十二律,在西周亦已形成,1979年陕西扶风出土之《南宫乎钟》上有无射的律名,传世《郑井叔钟》上有妥宾的律名,殆可作为这方面的佐证。周公东征之后,完善了西周的政治制度。通过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制度,加强了王权,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但昭王伐荆楚,使“王道微缺”。到厉王时,实行专制统治,防民之口,与民争利,结果引起了“国人暴动”。公元前841年,国人不堪忍受厉王的高压政策,纷纷暴动。厉王奔彘(今山西霍县),太子静逃至召公家中。这一年是我国有明确纪年的开始。国人暴动平息后,出现“共和行政”的局面,直到宣王即位才告结束。周宣王即位,整顿内政,稳定社会秩序,在对周边的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史称“宣王中兴”。宣王后期,对外战争陷于僵局。宣王死,其子幽王即位。幽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奢侈腐朽,内政黑暗,加之严重的天灾人祸,周王朝的统治已无法继续下去了。公元前771年,申侯勾结犬戎和缯侯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之下。平王即位,迁都洛邑,西周结束。东周(前770年-前256年)时期牛耕已多有使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战国铁犁铧冠的出土,说明犁耕在中原已经得到推广,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逐渐兴起。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东周的建筑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鲁班是土木工匠中的杰出代表,后人尊为祖师。玉器、漆器生产已大量涌现,工艺精湛;金属铸币已广泛流通。丝织技术迅速提高,丝绸的品种也更加丰富多样,成为中国丝绸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种类繁多,色彩斑斓,技术水平之高,令人惊叹。楚国漆器彩绘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各种繁复的几何花纹,还有表现人物、狩猎、宴享、歌舞以及禽兽的写实图案,形象生动,极富生活气息。考古发掘所见东周的建筑遗迹,多为宫殿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以瓦当最为常见,还有青铜斗拱、青铜饰件和青铜屋模型等。由此可以想见东周宫殿建筑的宏伟壮观。东周时期,大国争霸,战乱频繁。各诸侯国为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在商、西周交通干线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将道路扩展到更为遥远险绝的地方,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的发展。

洛阳发现的东周天子六驾

  洛阳发现的东周天子六驾 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周王城,洛邑王城的遗址位于今洛阳涧河两岸,建成于西周初年,最初是周王召见诸侯,决定国家大事的地方。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王城多有增扩。东周王城遗址北依邙山,南傍洛河。其中心区域在洛河北涧河下游两岸。根据《周逸书、作雒解》记述“城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七里(当为十七里)。以为天下之大凑”。“设丘兆于南郊,建大社于国中”。城内的主要建筑有太庙、宗庙(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等“王宫”。这些宗庙、宫殿的建筑结构均为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税、没移、旅楹、画旅等式样,城内还有内阶、玄阶、堤唐、山唐、应门、库台、玄阅等不同的道路。周城建筑艺术风格严整、宫殿建筑艺术形式丰富多彩、构思合理新颖。东周王城城址呈正方形。城内西北隅发现有一处规模很大的战国时期烧制陶器的窑场,窑场东面还有一座战国时期制造玉器、石器、骨器的作坊。城内还发现一有两处口大底小,径和深度都在10米左右的纵剖面呈倒置的等腰梯形粮窖。在城址的东北部及城郊,发现有东周时期的大墓多座。从发掘的四座规格很高的墓葬看,其平面均呈甲字形,出土随葬品有铜车马器、玉器、彩绘陶器等,其中一座大墓还出土有“天子”圭和套色料珠,十分罕见。晋代《元康地道记》记载:“王城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郭城四边各有三座城门,每门都有三个洞,每洞各通一条道路,共十二条道,路宽20米。男左女右,中间为车路,城内经纬道路各9条。巍峨的王宫建在中央大道上,宫有五门,内有六寝。在王宫的左边有宗庙祖堂,右边有社稷神坛,前面是朝会诸侯群臣的殿庭,南郊建有明堂,城后有交易市场。这种“王室居中,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建筑艺术布局,对后世都城的设计和建造有着深远的影响。经实测,王城南北3700米,东西宽2800米,与文献记载基本相同。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既与东周的绝大部分时期相交合,也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开始衰微,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际上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国家分裂分治。在这五百多年间,群雄并起,大国争霸,战乱频繁,强衰轮回,到战国初年,逐渐形成七国并立的形势,中小诸侯国渐被兼并,最后秦灭六国,重新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军事斗争层出不穷,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却也是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科技大发展的时期,文风鼎盛,百家争鸣,思想空前活跃。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时期。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既产生了像孔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等大批世界级的伟大圣哲,像管仲、晏子、商鞅那样的伟大政治家,孙武、曹刿那样的军事家,又产生了像鲁班、李冰那样的杰出科学家。这个时代,充满竞争,相互厮杀,以及尔虞我诈,机智权谋。这是一个复杂混乱的时代,既有秩序,也没有秩序;既有道德,也没有道德;既有远大理想又很现实;既有理性有很世故实用。令人钦佩不已的是那些儒士、巨子,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们生处乱世之中,却心怀天下苍生,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国救民之道,表达对社会、自然和国家的关注和看法。其思想之深邃、境界之高远,成为下启华夏文明的不可逾越的精神高原。它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就如同古希腊时期对西方文明的影响一样。对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充满伟大发明创造的时期,宛如中华文明史上一颗永远璀璨的明珠。鲁班发明了曲尺、墨斗、刨子、钻子、凿子、铲子、石磨、云梯、钩拒、木车、飞鹊、锁钥、石刻九州图等等,极大地解放了许多领域的生产力,被尊为我国土木工程始祖。李冰父子发明建造了非常节能环保自然灵活的世界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秦国人在高山峻岭之中,利用了当时高超的科学技术,修建了一条人工运河——灵渠,使得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得以沟通,南北的河流连成一片。甘德和石申著述了《甘石星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专著,记录了120颗恒星的具体位置,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座表。医学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对于人体解剖有一定的了解,已知内脏大小、血管长短与血液循环。治病方面,有较细的分科,已分为内、外、妇和小儿等科。诊断方法上,已有了“望(色)、闻(味)、听(声)、切(脉)”等方法,这也是后来中医使用的“望、问、闻、切”四个诊断方法。出现了医学专著《黄帝内经》,这是我国最早的医学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总结了各科300多种疾病的治疗方法,被后人称为“医家之宗”。铁器,在春秋晚期已被广泛使用。早期的指南针——司南,在战国初期就已有相应的文字记载,用于野外的探矿和地形勘查。秦王赢政以武功专制的手段再次统一中国,后经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西夏、金、元、明、清,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在长达2 200年的历史时期,我国创造了最为璀璨的文化,科学技术空前发达。很长时期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令人神往的文明之邦。西汉初期已经出现了纸,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之一;《黄帝内经》在西汉正式编定;司马迁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史记》;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对中国和世界文化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张衡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华佗发明了“麻沸散”,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创举;北魏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隋朝开凿的大运河对当时促进南北经济繁荣文化交流起了巨大作用;李春设计的“赵州桥”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唐政府组织编写的《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比欧洲早800多年;宋时,我国是世界上造船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船上已经安装指南针;北宋著名建筑师李诫写的《营造法式》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建筑学著作;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世界上内容最丰富、考订最详细的药物学著作;徐宏祖是著名的学者和旅行家,所著《徐霞客游记》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岩溶地貌的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施耐庵的《水浒传》是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我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长篇神话小说;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为题材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清代的《古代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类书;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的高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文小说的颠峰;《四库全书》是清政府组织实施的浩瀚巨大的文化系统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古代文化灿若星辰,世界之最不胜枚举。以上只是每一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之一。据自然科学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历代重大科技成就(项目)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所占比例为:公元前6世纪前为57.4%;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为50%;公元前1世纪到400年为62%;401年到1000年为71%;1001年到1500年为58%。明朝以前的世界重要发明和伟大的科技成就有300多项,其中有175项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使欧洲望尘莫及,有许多项目比欧洲早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而从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几百年间,中国落伍了,被西方超越。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开创了先进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科技文明和精神文明。究其原因,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一、以黄帝道术和儒家等传统文化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的指引。这种意识形态强调“仁政”、“德政”、“人本”、“和谐”、“富民”、“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中庸尚和”思想。二、有所制约的开明专制,礼法并用,德法结合,人才治国。儒家教导皇帝要做有为之君,敬天法祖,畏圣人之言,儒士成为官员后对皇帝有一定的制约。秦汉开国时期,论功行赏,血缘的“高贵”已无意义,官员几乎都是乡村的学者出身;东汉以后,读书人,而不是富人、贵族或军人是社会的中心;隋唐开始,科举取士,实现了选贤与能。在乡村,实行儒士、乡绅自治,以施仁政、道德、礼仪来约束官员和教育民众。三、天下一统,力量强大,有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四、相对自由平等的经济制度。私人财产基本得到保护,有作为的时期很少横征暴敛,基本上能够做到民尽其力,地尽其利。五、人民的勤劳智慧,富于创造性。在印度河流域,早在公元前三千纪时,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繁荣的城市,众多的人口,宏伟的建筑,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以及宗教信仰和文字体系的萌生,其成就完全可以与同时代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媲美。换言之,在传统认定的吠陀时代雅利安人社会之前,文明已经在印度河流域存在并延续了1000多年,这个印度前文明时代的古文明,所达到的文明成就也是很惊人的。古印度在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对世界文明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在文学方面,创作了不朽的史诗——《摩诃婆国多》和《罗摩衍那》;在哲学方面,创立了“因明学”,相当于今天的逻辑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杰出的贡献是发明了16世纪到21世纪世界通用的计数法,创造了包括“0”在内的10个数字符号。阿拉伯数字实际上起源于印度,然后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方。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还产生了佛教,先后传入中国、朝鲜和日本。现在在印度本土有众多信众的印度教也极富高远宁静的思想。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印度历史上曾多次遭遇外敌入侵,文明屡被中断。印度的历史有的要到中国的史籍中去找寻。佛教在印度式微,一千几百年来,中华成了佛教的大本营。古埃及文明十分古老,几乎同中华文明一样久远。公元前4245年,埃及南、北王国实现联合,这大致相当于中国的黄帝时期。前3200年,国家实现了统一。历经4000多年的文明古国,在公元641年被阿拉伯人征服后,埃及文明几乎一去不返,只留下那些不易被摧毁的金字塔、石雕、木乃伊,深埋于地下的宫殿、坟墓等等,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希罗多德说过:“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的确,文明与水密不可分。黄河、长江孕育了中华文明,幼发拉底河孕育了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锻造了古埃及文明。古埃及从公元前4000年代后半叶就开始出现了象形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一直使用到公元4世纪末,大约流行了三四千年之久。虽然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象形文字的语法和词汇有相当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罗马统治时期,变化十分惊人。但是,象形文字的传统却得以保存下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通过西奈铭文,最后影响了腓尼基字母文字的发明。象形文字最初使用起来不甚方便,所以,在古王国末期,由象形文字演变出来一种便于书写的行书体,通常称为僧侣体。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在僧侣体的基础上又发明了更简便的草书形式,即世俗体。古埃及人尽管发明了3种书写形式不同的文字,但都是象形文字的演化。象形文字及其不同的书写体,维持了古埃及文字的固有传统。有了文字这个载体,埃及的文明就插上了翅膀,它不再局限于尼罗河地区,开始向近东地区、非洲以及地中海沿岸传播。像中国发明造纸术一样,古埃及在五千年前就发明了莎草纸。它与传统材料相比具有很多优点,如质轻、便宜、易造、耐用,可卷折和便于运输等。于是得以大批量生产,在近 4000 年的时间内,是最受欢迎的书写材料,在地中海一带形成垄断。古代,埃及是生产莎草纸的唯一国家。由于埃及气候干燥,文件不易腐烂,有的至今还能在沙漠里找到。近 100 年来发现的莎草纸中有前 2700~公元 900 年用十几种文字书写的文件,其中有希腊文、阿拉伯文、埃及文、科普特文、拉丁文、阿拉米文和希伯来文等。埃及是我们今天了解的记载最丰富的古代文明,这要归功于莎草纸,它不仅记述了埃及文明本身,而且保存了其他文明。传播文明靠口口相传毕竟受限,莎草纸作为文明的一种载体,就扮演了埃及文明向外传播的重要角色。埃及的造纸术在早期文明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正是埃及文明能够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条件。古埃及有自己的宗教,法老既是世俗的统治者,也是神的代言人。那岿然耸立几千年之久的金字塔,或许是法老的陵寝,或许是法老与天神沟通之地,或许是与上天星座对应的星象图?这都还是一个谜。但是,埃及的本土宗教影响很有限。罗马帝国征服时期,国人信仰基督教;阿拉伯人征服之后,埃及阿拉伯化了,伊斯兰教成为国教,阿拉伯语成为官方语言。近代以来,土耳其人、法国人、英国人又先后入侵这个古老国家。他们一次次毁灭埃及的古老文明,也一次次“发现”这个文明。埃及文明就像一具凝结在时空之中的文明的木乃伊,默默地注视着人类的进程,一任尘埃蒙上她的身躯。埃及的雕刻、绘画艺术等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最初的象形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神圣的雕刻”。那些无比优美的纪念碑和雕像是永恒的神与法老的纪念品。陵墓和神庙的浮雕与绘画使日常生活的不变节奏永存下去。平民百姓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寄托在小小的雕像之中。这样的系列雕像有完整的祭祀祈祷词,表达了古埃及人要让自己的祈告永存的愿望。在绘画方面,埃及人根据实际的目的和用途去创作,他们的画不是追求精致、漂亮,而是完整、圆满。画家尽可能地把一切东西都制作得明确而又耐久。因此,他们不是按照任何偶然表现出来的样子去描绘自然,而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去描画,并且遵循着严密的法则,因为这种法则可以保证所有必须入画的东西都被完全明确、突出地显示出来。它们是用线条造型,填色,在这方面有点像中国画;构图有的是平面展开,有的是在一条横线上安排人物、景物,不受透视局限,可能这样处理能全面、明白地描绘各种对象。埃及的浮雕壁画的风格特征是:横带状的排列结构,用水平线来划分画面;画面构图在一条直线上安排人与物,人物依尊卑和远近不同来规定形象大小,井然有序,追求平面的排列效果;注重画面的叙述性,内容详尽,描绘精微;人物造型程式化,写实和变形装饰相结合;象形文字和图像并用。始终保持绘画的可读性和文字的绘画性这两大特点。总之,人类的祖先创造了光彩夺目、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也不仅仅局限于我以上所谈的几种文明,还有巴比伦文明、犹太文明、美洲文明等等。他们既有一些共同的理念和观念,也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思想体系、文化艺术和制度文明。不同文明在其产生、发展和演进过程中,都会面对一些相同的基本问题,比如:如何建构社会秩序(即国家形态)?如何面对自然的力量?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处理生者和死者的关系?人生如何才有意义?如何建构群体的认同、如何教化社会成员?如何面对外来威胁?不同的文明处理这些问题的不同方式,决定了其独特的性格和特征。只有在相互的比较和对话中,我们才能明晰各个文明的共与个性,为今天的我们提供借鉴。人类需要各美其美,相互融合,和谐共存。在此,需要做点说明,因篇幅所限,有的古代文明未曾谈及,中世纪史、近现代史也不单独谈了,只是在本著的其他篇章穿插地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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