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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玉蕴 序
车广锦
在中国的远古文化中，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独树一帜。1980年代，苏秉琦先生根据红山文化一系列重要发现，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重大研究课题，由此拉开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序幕。
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遗存，是女神庙、祭坛、积石塚和玉器。女神庙遗址位于辽宁西部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上，1983年初步发掘显示：女神庙里的女性塑像形态逼真，栩栩如生，形体有大小之分，年龄有老少之别，似已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时代为5600多年前。这一惊世发现，超出学界的理解力，或以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迹，或认为应该属于父系氏族社会，抑或觉得不可贸然作出结论。
红山文化女神现身，为今世铺展古国时代的壮丽画卷，在学界擎起早期文明的灿烂火炬。纵览世界上的文明古国，王位传承通常以母系计算。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古史传说中的炎帝、黄帝直至尧、舜、禹，都曾是真实存在的国王，王位由母系传承。公主是地母的化身，古国的象征，王位的继承人。通过诸如奥林匹克或舜、禹式的选拔，胜出者与公主婚配，得到公主便君临这片土地，公主则成为王后。古史传说中帝王的姓氏基本从女，如炎帝姜姓、黄帝姬姓，说明各古国的王室以女性为核心，王位与女性有关。尧妻名曰女皇，舜妻名曰娥皇，可证王位由一代代公主传承。各古国的国王通常来自臣民或外国人，古印度有一任国王曾经身为奴隶。如果王后早逝，国王不愿退位，古埃及的办法是国王续娶自己的女儿为王后。王子总是出走他国，争相与别国的公主结婚而当上国王，如泰伯、仲庸奔吴。如果要让优秀的王子留在本国当国王，则需要与自己的姐妹结婚，伏羲、女娲便是如此。在早期文明中，王位母系继承制是全人类奉行的制度。中国古史传说中的某帝娶某女，实际上全不是娶，而是入赘。所谓“禅让”，只是儒家想当然的美化，无论人类社会还是动物界，都不可能存在。
基于这样的逻辑，就能够站在早期文明的基点上认识红山文化女神。牛河梁富丽堂皇的神庙里的女神，不同于单独出现的个体较小的女性塑像或雕像。女神庙处于山丘最高处，这一气势将特定的女性置于极其神圣的地位，正是与实行王位母系继承制的古国时代相适应。当时已经出现古国，女神庙里的“神统”，则是这个古国公主的世系。
在五、六千年前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和其他一些地区，全面进入古国时代。各古国的命运与公主联系在一起，古国时代是女神的时代。禹子启杀伯益，改变了王位继承制，从而宣告女神时代的终结。
在牛河梁上，女神庙与地坛、积石塜群组合成一个整体。这样的配置，必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要揭示其奥秘，需得对地坛和积石塜作一番考察。
明代以降，中国人的观念是天坛祭天、地坛祭地。对于地坛筑在山上，考古学界持否定态度，认为即便祭坛筑于山上，也应该是天坛筑在山上，地坛建于平地。几百年来，中国人的这一观念实在是一种谬误。本来天坛就不是用于祭天，而是用于祭地，是则建于平地；地坛也不是用于祭地，而是用于祭天，因而筑在山上。要说明这个道理，须从远古先民的观念谈起。
中国人向来认为：天父地母，皇天后土。即天为父，为男；地为母，为女。古人对宇宙的认识是天圆地方，于是便将天坛建成圆形，以象征天；将地坛筑成方形，以象征地。所谓祭祀，就是祭神和祀祖。祭祀的目的是愉神，使神赐予福祉。这就如同世俗送礼予人，以求关照和帮助。送礼得投其所好，是故“礼神者必像其类”，如战国时祭河伯则礼以美女。祭祀天地亦当如此，祭天则应敬以地母，以取悦天父；祭地则应礼以天父，以取悦地母。根据这一逻辑，便是以天坛祭地，以地坛祭天。如果说以天坛祭天，以地坛祭地，在世俗中便是自己给自己送礼，与理不合。
通常来说，送礼予人需送达对方，而不是让其来取。祭祀就是给神送礼，当然应当考虑神灵享用上的方便。古代先民认为高山离天近， “神巫从灵山升降于天地”。于是将地坛筑于山上，以便于天父享用；将天坛建于平地，以便于地母享用。
《史记·封禅书》云：“盖天好阴，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在古代的观念中，男为阳性，天为阳性；女为阴性，地为阴性，水亦阴性。“畤”为地坛，“圜丘”即天坛。将《史记·封禅书》中的这一段记载用现代的话说：推究原委，天父喜好地母，祭天必须在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筑地坛；地母最需要天父，祭地必须在平地上筑天坛，周围还得有水。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直至唐代，所有考古发现的地坛都筑于山上，天坛皆建于平地，一如《史记》所云。只是到了明宋，在理学的灌输下改变了这一祖制。
现在来看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就会更加明白其原理。众多的女性塑像是一代代公主的化身，地母的象征，在以地坛祭天的同时，也得将公主敬献给天父宠幸。这样的国祭，定当取悦天父。
同样值得重视的还有积石塜，所葬者想必主要为女性。联想到良渚文化的瑶山地坛，葬于其上的十多座大墓以女性为中心，两者当有相似之处。女性墓主人当然是一代代公主，她们死后，肉身更应当敬献给天父。
红山文化还有一处位于辽宁省喀左县大城子镇的东山嘴地坛，发掘出土孕妇裸体塑像，说明这里的古国以同样的方式讨天父的欢心。
红山文化出土大量玉器，说明当时盛行尚玉之风。红山文化玉器的种类和器形，与当时的社会观念和时代背景相适应。
谈及红山文化玉器，需要将其置于中国玉文化中来认识。人类曾经历数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大约到七、八千年前便能够知道“石之美者”为玉。红山文化社会、良渚文化社会开始制作大量玉器，有研究者称这一阶段为“玉器时代”。商周以降，中国人崇尚玉器之风始终未减。时至今日，全社会尚玉之风日盛。中国的玉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如果选一类文物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那无疑便是玉器。
中国人为何如此崇尚玉器呢？这又得从远古先民的观念谈起。中国是一个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意识较强的国家，中国人至今仍然活在祖先的思维里。所谓祖先崇拜，崇拜的是祖先的神性与生殖力。君权神授，贵族集团的权力、地位和财富是祖先给予的。崇拜祖先，就是崇拜王（皇）权。全社会崇拜祖先，就是全社会崇拜权力。
中国人崇尚玉器形成特有的文化，早期的玉文化属于生殖崇拜文化和祖先崇拜文化的范畴。玉器所蕴涵的美学价值和人文精神，应与玉质有关。张光直先生认为“玉是神山之精，在沟通天地方面具有特殊作用”。古代先民以高山象征男根，精美而坚硬的玉质自然会被视为男精的象征。古人说“乾，阳物也”，“乾为玉”，意思是说玉为阳物。玉是神山之精，犹如男性之精。《天工开物》有这样的记载：和阗玉矿位于大山深处，开采后难于运出，于是便将玉石投入干涸的河道，待雨季河水上涨，玉石便顺流而下，再由女性赤身裸体下河，方能捞取。这样的程序说明，古代先民确实视玉为阳物。正因为如此，玉具有祖先和乾天的神性，便成为沟通天地的最佳材料。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常见的玉璜、玉玦、玉琮、玉璧、玉钺、玉璋、玉圭等玉器，其形制基本上都是男女性器的象征。红山文化常见的玉钩形器，形制如同男根。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是玉龙，而中国人观念中至高无上的龙，实际上是乾天阳具的意象物，用今天的话说，龙是生殖崇拜文化和祖先崇拜文化最辉煌最尖端的成果，是宇宙生殖系统中天父的伟大生殖器。
通过对女神庙、祭坛、积石塜和玉器的解读，可以知道红山文化是一个女神的时代，社会充满对天、地、祖先的崇拜，文明的基调是天人合一，各古国都具有神的情怀。红山文化的精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内涵。夏商周三代在中国文明历史的长河中，如同黄河的三门峡和长江的三峡，远不是其源头，在古国时代的源头里，有红山文化的巨澜
红山文化充满神秘色彩，深深吸引着众多研究者及好古之士。今有江苏盐城的乔木先生，并不着意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而是舍近求远，致力于红山文化玉器的收藏与鉴赏，可见乔木先生对红山文化怀有特殊的情感。就乔木先生的人品及其对红山文化玉器的挚爱，使笔者联想到“君子比德于玉”的学说。
夏商周三代，玉为阳物的观念虽逐渐淡薄，但玉器作为礼器的传统被保留下来。为了提升与完善贵族的道德修养，将玉的特性人格化，以玉的至美品质滋养人的品格，这便是“君子比德于玉”。在这样的社会审美和价值推崇的文化背景之下，尚玉之风有增无减。时至春秋，经孔子等人及后世的阐发，或曰玉有十一德，或曰九德，或曰五德。较为全面者为孔子所论之十一德：“仁、义、礼、知、信、天、地、道、德、忠、乐”；九德与五德之中皆有“勇”、“洁”，九德更有“精”、“容”。儒家将君子的理想人格与玉的品质一一比附，对玉器赋予教化功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尚玉的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玉器的神性让位给德性，不过五、九、十一均为奇数，奇数为阳，仍可见远古玉为阳物的初衷。由于玉的特性尽善尽美，同时有赖于儒家推崇，“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使得中华民族的尚玉之风延续至今。
就笔者的体会与感悟而言，理想的人生便是“比德于玉”。玉质晶莹剔透，做人应该像玉一样心地纯洁，正直善良；玉质精光内蕴，做人应该像玉一样富有内涵，胸怀志向；玉质声清悦耳，做人应该像玉一样净化自己,慰人心灵；玉质润泽以温，做人应该像玉一样温良恭俭让；玉质坚硬胜钢，做人应该像玉一样具有风骨，精神不屈。一个有着人格和品质追求的人，终究会在心灵深处借助玉的品质来提升自己的人格。
当今社会世风不古，置玉成为敛财途径，致使和阗玉矿几近告罄。而乔木先生对置玉敛财无动于衷，而是忠诚于古代文化和玉质，专注于红山文化玉器的收藏，并且创办私人博物馆，将他多年的珍藏呈献给社会。笔者对乡党乔木先生的这种精神境界深为钦佩，再结合他儒雅仁厚的君子风范，觉着他便是“比德于玉”的君子。世人皆言盐城有“二乔”，而不知盐城更有乔木这位“君子之乔”。乔木先生是一块璞石，表面越是普通，所包裹的玉料品质越高。乔木先生这块璞石，透闪出红山文化的斑斓。
乔木先生将收藏出版《红山玉蕴》，笔者便将多年的相关研究撷要成篇，权且为序。
车广锦 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4年8月1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