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考古发掘的史前资料，从原始宗教和巫术的角度来探讨钟馗传说和钟馗信仰的起源，不失是一条新径。但在目前阶段，这毕竟仍属于推论。探寻关于钟馗的最早文字记载，对于了解钟馗传说和钟馗信仰的产生和初期形态仍然是必要的。李丰教授曾指出，钟馗斩鬼的传说，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的《太上洞渊神咒经》，而该经最初的十卷成书时间约在陈隋之际。[4]他的立论所据，系吉冈义丰所作《道教经典史论》和大渊忍尔所作《道教史之研究》第二章《道教经典史之研究》。任继愈先生主编的《道藏提要》说：“本经(指《太上洞渊神咒经》)前十卷为原始部分，乃晋末至刘宋时写成。……《太上洞渊神咒经》有敦煌写本，今存一、二、七、八、九、十。”[5]任著所据，也是吉冈义丰所著《道教经典史论》第二编《经典之研究》第一章《六朝之图谶道经》。吉冈义丰后又在《六朝道教的种民思想》一文里修改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太上洞渊神咒经》出于梁末以前。我国学者卿希泰教授在《中国道教思想史纲》里说《太上洞渊神咒经》出现于晋代。[6]如果晋代说的观点不错的话，那么，钟馗传说和钟馗信仰产生的时代，就比唐代说、也比南北朝说大大推前了，换句话说，钟馗传说和钟馗信仰在西晋或东晋末，就已经在民间相当流行了。如此说来，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里所说的“余意钟馗之说，必汉、魏以来有之”[7]，也就并非只是臆断了。敦煌写本标号为伯2444的《太上洞渊神咒经·斩鬼第七》关于钟馗是这样写的：

今何鬼来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杀鬼之众万亿，孔子执刀，武王缚之，钟馗打杀(刹)得，便付之辟邪。[8]敦煌本与《道藏》本的文本略有出入，“孔子执刀，武王缚之”的字样，在《道藏》中是没有的。这段显然是驱除病疠之鬼的早期道教经典，尽管对钟馗斩鬼的传说语焉不详，甚至也还没有出现钟馗形象的具体描写，但钟馗作为专门的斩鬼者的角色，与孔子、武王这二位著名历史人物、也是传说人物一起出现在经中，其形象又是十分鲜明的。这说明，在写本中，斩鬼的钟馗，不是作者随意创造出来的一个驱鬼逐邪的道具，而是取自当时已经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作为捉鬼杀鬼者和驱邪治病者的钟馗，在其他敦煌写卷里也留下了身影。据法国敦煌学家艾丽白(Danielle Eliasberg)研究，在负责驱邪的诸神中，钟馗的作用位居首席。斯2055《除夕钟馗驱傩文》(王重民拟题)中，关于钟馗是这样叙述的：

正月扬(阳春)秸(佳)节，万物咸宜。春龙欲腾波海，次端(异瑞)祈敬今时，大王福如山岳，门兴壹宅光辉。今夜新受节□(仪)，九天龙奉(凤)俱飞。五道将军亲至，□(部)领十万熊罴，衣(又)领铜头铁额，魂(浑)身物(总)着豹皮，□(敕)使朱砂染赤，咸称我是钟馗，捉取浮游浪鬼，积郡扫出三。学郎不才之庆(器)，取(敢)请宫(恭)奉□□。音声[9]在这段可能作于中晚唐的愿文中，不仅出现了角色的转换，重要的是，钟馗的形象丰富鲜明得多了。第一，连五道大将军也装扮成钟馗的样子，冒钟馗的身份：长着“铜头铁额”，身上蒙着豹皮，身上(或脸上？)涂着朱砂；第二，“咸称我是钟馗”者，又是出现在除夕之夜驱傩的仪式(“今夜新受节仪”)之中，与岁暮新岁联系起来。胡万川教授曾指出，钟馗的特点之一，是与年节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出现在除夕之夜的大傩之中。[10]这很容易令我们联想起商周以至秦汉之际古傩仪式记载中的方相氏。方相氏最初的形象也是“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周礼·夏官司马第四》)，与《除夕钟馗驱傩文》中的钟馗形象颇为相似。正是这个铜头铁额、蒙着兽皮的钟馗，在方相氏逐渐消声匿迹之后在除夕驱傩仪式中继之而起。他在除夕驱傩仪式中的使命，不是如上所说的仅只是驱除病疠之鬼，而是捉拿一切浮游浪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