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我在《文史亭湖(2018卷)》，发表了《盐阜大众是我的乳娘一一记著名作家陈登科》，记述了我姨父从“只会放猪，不会读书”的半文盲，成长为我国著名作家的传奇经历。但对其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记述尚显简单。

　　日前，我国前外交部长乔冠华的侄孙乔德明先生，赠送了我一本盖有“乔冠华印”的1951年8月25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四卷第四期(总第二十二期)《新华月报》摘要复印件。该期第960页转载了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支前快报》刊登的陈登科《我的习作开始》。同期发表的还有毛泽东主席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四篇著作。以及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和魏巍《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名人文章。

　　我分析，权威杂志《新华月报》为何要转载地方小报的文章？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是我姨父于1948年冬在敌后华中新华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杜大嫂》。

 

 

　　二是1948年年底在赵树理的帮助下，完成了第一部中篇小说《替死》(即《活人塘》)的初稿，《活人塘》于1950牟10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发行。《活人塘》被文坛称为我姨父的成名作，该书后由日本京都大学竹内实先生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发，引起了文坛对陈登科“从半文盲到作家”的高度关注。

　　三是1950年12月，由赵树理向新中国第一个文学界最高学府“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丁玲推荐说：“有个陈登科，文化虽不高，但很有创作才能，你收了吧。”于是我姨父成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第一批学员。我姨父曾对我说过：“当时刚进所学习时，感到十分茫然空虚，因肚子里没货。所以就笨鸟先飞，使出吃奶的力气日夜读书……。”丁玲见我姨父十分刻苦，就格外看重这位起步于以“象型符号”代替文字的半文盲写作人。丁玲后来亲自教我姨父学知识涵养和写作技巧，并对我姨父说：“你是陈登科，是未上过一天正规学校的人。你要走自己的路，不要跟别人比，不要赶时髦，要写你熟悉的生活，保持你自己的个性。”我姨父后来对我说：“丁玲老大姐的这段话，就成了自己创作的座右铭。”

　　四是由时任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约请康濯撰写了评论《陈登科和他的小说》，发表在1951年4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

　　五是其大背景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继1942年5月2日毛泽东主席作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直至新中国成立至今，号召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而陈登科的作品正好符合时代的要求，且还有励志的精神，能鼓励更多爱好文学的青年走上社会主义的创作之路。

　　（二）

　　我姨父习作开始，起步于在当《盐阜大众》报社通讯员开始。是盐阜大众给了他创作的源泉，是《盐阜大众》培养他走上了创作之路。所以他在《盐阜大众报》创刊40周年纪念会上，曾一语双关地说：“盐阜大众是我的乳娘。

 

 

　　我姨父陈登科的《我的习作开始》就是记述了当年在盐阜学习写稿和创作的点点滴滴。其中有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对了解陈登科的文学成长之路，保存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我姨父自述他“从1940年寒天，家乡来了新四军，把国民党打垮。我就回来参加革命了”。他先后在涟水、阜宁、淮安、盐东等地参加抗日斗争，并在游击队里当过警卫员、侦察员和通讯员。1943年夏，他调到游击大队长赵静尘属下当警卫员，在赵的启发下，开始学文化。当时赵静尘送给他一本《识字课本》，并天天辅导他识字和给他讲革命道理与学习对人生的重要性。我姨父对我说过：“从那时开始，朦朦胧胧的就白天有空就用树枝在地上写字，晚上还在被窝里用手指在肚皮上写字。”。他在自述中这样写到：“从学习文化开始，把自己落后散漫的思想扭回来，学习也就认真了。先照书念，后学默写。到那块，找个朝阳的草堆跟，拿一根草棒子，打开书本，照葫芦画瓢学写字。到认识四五百字时，就开始学写话、写墙报，自己想说什么就写什么，没头没尾。后来《盐阜大众》记者常工同志，见我对学习有兴趣，就找我谈，动员我做《盐阜大众》报的通讯员，学习写稿子。”我姨父说当时把他嚇了一跳，他说：“乖叽，这动得吗？我不敢写，也不晓得从那块起头呢。他(常工)就问我，今天出去打游击时，看见什么了，我说看见鬼子在抓丁，搅得鸡飞狗跳的，遍地呀，女的哭，男的跑……。当我说完所见所闻后，常记者连忙说，这就是好新闻，你照你说的写。”。我姨父被常记者说动了心，“当晚就硬着头皮，逼出了一身汗，写出了平生第一篇稿子《鬼子抓壮丁》，我在煤油灯下数了字数，还不到50个字，写在纸上活像蚂蚁爬的一样，东歪西斜，写不出来的字就用“O”、“X”符号代替。自己看了也十分不满意，认为报社不可能登，就撕了。可上床以后，翻过来，滚过去，就是睡不着。于是爬起来又写，一直写到天麻花亮，才把一篇稿子写完。可白天又不敢把人看，揣在腰里一天，晚上才偷偷地跑到常记者的住处，将稿子让他看。常记者看后，帮助将用符号代替的字补上，又修改了错别字。”常工对我姨父说：“稿子写得很好，我写一封信给你，送到报社去”。我姨父说他当时听到夸奖，高兴得连晧都睡不着了，“看到窗子一透亮，就爬起来送稿子到报社去了，一口气奔了七里路，到报社把信和稿子交给了一位戴眼镜的编辑部主编。他看完信和稿子后，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好啊！你以后多写稿子。”后来我姨父才知道这位主编姓名叫赵平生。赵主编当时就叫编辑钱毅辅导陈登科，并让钱毅了一本《怎样学写稿》的小册子给我姨父。过了五天，经过钱毅精心修改的、著有陈登科名字的50多个字《鬼子抓壮丁》真的在《盐阜大众》发表了。我姨父说，他当时是拿着报纸，到处给人看。

　　这就是陈登科平生第一篇稿件《鬼子抓壮丁》的出笼记。其中为我姨父改稿子的，并不是陆志成先生编写的《陈登科生平与创作年谱》所记载的那样，为我姨父改《鬼子抓壮丁》一稿的人是钱毅编辑。但从我姨父的自述来看，为他改稿子的不仅是钱毅编辑一人，最初还有报社的常工记者。

　　（三）

　　陈登科从发表第一篇文章后，对学习和写稿更用心了。他说：“至此，更留心时事，每听到一件事情，总要把有什么原因，有什么结果，有什么曲折，有头有尾，有起有落，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搞清楚。晚上就问游击大队长赵静尘，所说的事情能不能写成稿子。赵静尘听后，就帮我提炼主题和中心思想，并逐篇为我修改文稿，还每月帮我做一次小结，看报社登了几篇稿子，看与原稿比作了怎样的修改。并从写作方法上、写作技巧上、文字上对我进行了辅导……这样一来，摸到写稿的门窍了。”

　　我姨父虽然是斗大的字识不到一箩筐的半文盲，但他记忆力超强，联想力也丰富，还特别爱讲故事，深受赵静尘同志喜爱，所以不厌其烦地，十分耐心地帮助我姨父学文化、写稿子，并帮助他提高革命思想觉悟，成为一名合格的新四军战士。

　　所以说，赵静尘同志不仅是陈登科革命生涯的引路人，更是陈登科文学之路的启蒙人。

　　我姨父于1944年11月30日，收到钱毅赠送的《李有财板话》，这是我姨父读到的第一本新文艺作品。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开启了梦想的大门。后来他写稿时文艺味渐渐地浓了起来。1945年4月，我姨父因在报社搞的为期三个月的通讯竞赛中，写了29篇稿子，采用发表了23篇，被《盐阜大众》评为特等模范工农通讯员，获得了500元的抗币奖和稿纸、书等奖品，并被聘为该报的“特约工农记者”。同年秋天经赵静尘和《盐阜大众》主编秦加林介绍，由盐城地委宣传部长王阑西同意，把我姨父调到了《盐阜大众》任工农记者。(而不是陆志成先生所记载的1945年7月调到《盐阜大众》任工农记者。)同年10月30日，我姨父第一次以“随军战地记者”的身份，到盐城外围著名的“伍佑战斗”火线采访。同年11月由秦加林和陈允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至此，我姨父完成了一个从半文盲到工农记者的第一次蜕变。

　　我姨父从记者工作到文艺工作的第二次蜕变，是从1946年4月写《孩子们一一华中建大附设幼稚园巡礼》初稿开始的。我姨父说他当时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洋洋洒洒的写了3000多字，送给秦加林同志看时，他非常惊讶说：“写的生动，你以后像这样的文艺通讯，要多多学写。”我姨父当时对“文艺”两个字，一点概念都没有。后来该稿几经修改，于1946年7月26日在《新华日报》(华中版)文艺副刊就发表了，这是陈登科的第一篇文艺性散文通讯。

　　1947年春末，我姨父奉调《苏北大众》任编辑，我姨父回忆说：“两淮撤退后，钱毅同志在边区打游击时牺牲了，党支部就指派路汀同志辅导我，他是《苏北大众》地方版的主编，他根据我在实际战斗中收集的许多材料，帮助我整理出来，并教给我如何写，象助产士一样地帮我写出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铁骨头》，由于故事的真实生动，又被编成淮剧上演。”后来以报告文学的形式于5月份连载在《苏北大众》上。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之后，我姨父又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收集的素材，接着写了第二篇中篇小说《杜大嫂》，初稿写好后，是转给中共华中工委宣传部长俞铭璜同志的，他认为写得非常生动，但文字略显粗糙，就让刚调到新华书店编辑部的陈允豪，根据俞部长的意见作了修改，并请木刻家鲁莽同志刻了几幅插图，使之该书图文并茂。该书于1947年10月在华中新华书店出版。(见秦加林、陈允豪《陈登科同志怎么起步搞文艺创作的》。)出书时间不是陆志成先生所记载的1948年冬，而是1947年10月在华中新华书店出版。

 

　　

 

　　我姨父于1950年10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中篇小说《活人塘》，这部小说六万多字，我姨父数易其稿，原书名叫《替死》，后由赵树理建议改成《活人塘》，原想放到“说说唱唱”社连载，后来北京三联书店的田间同志，将此书稿推荐编入了“文艺建设丛书”，由三联书店出版，在中国文坛引起了广泛的好评。这本书成了我姨父的成名作，也奠定了我姨父作为作家的地位，也切实地完成了我姨父从普通记者到普通作家的第二次蜕变。

　　（四）

　　我姨父深情地称“盐阜大众是他的乳娘”。因为他习作中的两次蜕变都发生当记者的经历中，是“乳娘”的乳汁养育了他，是党组织的培养造就了他。

　　我姨父从写《活人塘》一书一举成名后，越发勤奋，著作连年。并于1952年春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2年4月~8月在《人民文学》连载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淮河边上的儿女》。据著名作家白榕在《荆棘中跋涉的陈登科》一文回忆：“他(陈登科)这部连写带画示意符号的长篇小说草稿，最先是请我和张葆真同志看的，也是我俩担任的责任编辑。”

　　1952年8月，散文通讯集《治淮的人们》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4年6月，短篇小说集《虹光》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4年底前后，其《活人塘》、《淮河边的儿女》被译成日、俄、朝鲜、捷克等国文字出版发行。

　　1955年1月，小说《黑姑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56年7月，任《江淮文学》主编。同年秋，任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并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

　　1957年1月，在《江淮文学》和《雨花》上发表短篇小说《爱》、《第一次恋爱》。

　　1958年6月，长篇小说《移山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8月，散文小说集《春水集》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9年2月，创作的电影剧本《柳湖新颂》由安徽电影制片厂与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上映。

　　1960年2月，与鲁彦周合作的《风雪大别山》(原名《相会在天安门前》)由安徽电影制片厂摄制上映。

　　1964年春，在北京修订《风雷》(60章)，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发行。正是这部《风雷》，奠定了我姨父在文坛的地位，一跃成为著名作家，但也是因为这部《风雷》使我姨父蒙受了五年零三个月的牢狱之灾。

　　我姨父从1966年6月开始受到冲击，先后三次被抄家，被批斗三百余场，是安徽全省第一个被游街示众的人。1967年11月1日，江青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安徽两大派群众代表时，宣布《风雷》是为刘少奇篡党复辟鼓吹的大毒草，陈登科是“国民党特务”。我姨父闻讯后，象当年打游击一样，东躲西藏，并躲在北京储红、吴乐家68天。后于1968年2月21日被捕。

　　1973年5月31日，我姨父被释放到九华山青阳县劳动改造。同年10月，安徽省对陈登科作出“有关特务问题，查无实据，予以否定”的平分结论。

　　（五）

　　我姨父曾对我说过，他在监狱中穿着“百纳衣”，据我姨父当年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同学张凤珠在祝贺陈登科创作生涯45周年时撰写的《琐琐碎碎的回忆》一文中说她“保存着一幅陈登科出狱当天拍的穿补丁衣服照片。”她还记述了我姨父说的话：“我补黑布用白线，补白布用黑线，这叫黑白分明。”

　　我姨父在监狱中，因为无条件写作，就学会了打腹稿，将一些故事情节用拆散的单词记在香烟纸上，让探视的儿女带回家收藏起来。他出狱后，即按照所记单词和腹稿进行创作《赤龙与丹凤》，后于1979年9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对于因《风雷》而蒙冤这件事，我姨父曾写给一首诗记述心中的不平，其诗云：

淮海战役炮声终，
南征途经宿城东。
城隍庙前吃狗肉，
随笔写进风雷中。
不料暗处蛇神多，
牛头马面齐出窝。
阴差挥棒逞凶恶，
女妖摇扇唱赞歌。

　　我国著名学著叶圣陶先生听说此事后，曾寄诗我姨父，《书赠陈登科》诗云：

诬指风雷是谤书，
到今魑魅竟何如？
料定皖境新猷富，
正喜挥毫绰有余。

　　我姨父出狱后，友人刘海粟大师撰“水龙吟”词并配铁骨红梅书画相赠。刘海粟词云：

　　直教身历冰霜，看来凡骨经全换，冻蛟危立，珊瑚冷挂，绛云烘暖劲足神完。英华内蕴，风光流转，爱琅琊石鼓。毫端郁勃，敛元气，奔吾腕。迅见山花齐绽，醉琼巵襟怀舒坦，乾坤纵览。朱颜共庆，异香同泛。三五流筹，腾云照海，六洲红灿。正芳枝并依阳和，转播称生平愿。

　　我姨父友人韩瀚也书赠《望春曲》给我姨父，其词云：

　　何物春光？不在枝头上。冷月铁窗，胸中有一团火儿旺。冰雪任疯狂，听大地风呼雷唱。将此身化作金枪，问今日域中，还有几处活人塘？

　　我姨父炼狱重生，如凤凰涅槃。此后笔耕不辍，佳作频出。

　　在1978年5月继续当选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和省作家协会主席后，于1979年春与鲁彦周、肖马、江深等人深入农村调查，写出电影剧本《柳暗花明》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同年5月与肖马合作我国第一部以“文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破壁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0年，我姨父又与肖马、韩瀚合作在第一期《花城》发表电影文学剧本《徐悲鸿》。同年，在《电影新作》发表与肖马、吴启泰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淝水大战》。当年，我曾读过我姨父的手稿，我姨父说这个剧本未拍摄，是因为剧情中裸女沐浴，这样的剧情在当时是被禁止的。此后，我姨父又于1984年4月在花城出版社出版散文集《俯仰集》。于1989年7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自选集《第一次恋爱》。1992年9月，73岁的姨父又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三舍本传》。

　　我姨父陈登科也因此完成了文学创作道路上的第三次蜕变，由普通工农作家成长为我国有代表性的著名作家。并历任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共八大代表，全国第三、五、六、七届人大代表和人大主席团成员。

 

 

　　（六）

　　我姨父还曾对我讲起过他写《活人塘》与《风雷》时所遭遇的事情。他说他写《活人塘》时，因当时水平有限，加之有人说我姨父：“希望你今后多写短篇东西，对长篇东西你还没有这个能力。对主题、人物、刻划人物性格，都很难掌握。应从短篇中慢慢提高，再开始写长篇东西。”此后，我姨父一度产生了悲观的情绪，将原稿一搁就是一年，也无心去整理，甚至连写短篇的兴趣也没有了。后来因为生病住院半个多月，想想有点不服气，就将原稿重新整理。谁料想，原稿又在一次打游击时掉在河里，打捞上来的时侯，有许多文字已非常模糊。后经赵树理的帮助，将原稿誊抄后，又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并将原稿的书名《替死》改为《活人塘》。并鼓励我姨父继续写下去。在赵树理的鼓励下，我姨父重拾信心，用了13天的时间整理出了6万多字的书稿，后来在三联书店出版。

　　我姨父说他写《风雷》时，也曾遭遇不测，现在见到的《风雷》一书只有60章，是他1960年5月底就写好的70章之内容，后来我姨父又写了32章，可惜原稿在“文革”中被抄走散失，所以《风雷》的下部也就夭折。

　　《风雷》这本书，曾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读本在全国发行。但在“文革”中却遭到了江青的点名批判。1967年7月8日和1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署名“安学江、宛敬青”的文章《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黑碑一一批判陈登科的反动小说《风雷》》和《《风雷》是怎样贩卖“后十条的”》，并同时发表了由姚文元执笔修订的《编辑按》。此后，《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批判我姨父和《风雷》的文章不下百万字之多。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姨父被捕入狱后，同年，我父亲周帜炎(原盐城地委办公室主任)因曾到安徽找我姨父帮助盐城地委取回当时非常紧俏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读本《风雷》，被当作“毒草的传播者”而打成“三反分子”。

　　我嫡亲姐夫刘强中，也因曾是安徽省委宣传部指派给我姨父的私人秘书，又是《风雷》原稿的整理者，在我姨父被批判后，屡遭株连，最后下放到建湖上冈蚕种场做了一名会计。

　　受此劫难，我家兄妹全部被列为“牛鬼蛇神子女”。上学无望，入党无望，提干无望。直至我姨父和家父平反后，家境才略有好转。

 

 

　　（七）

　　我姨父性格开朗，兴趣广泛。退休后除了看闲书写作外，还热爱下围棋和练书法。记得我姨父说过，他练书法是从“永”字八法开始的，他说：“永字上一点好比是你的拳头，不能随便乱打，要出得合理，动中有静，不能乱来；上边的一横，好比是二郎担山，力阖千钧，平正雄端；中间的一直一勾，就象做人一样，站得直，曲得起……。”

　　我姨父的围棋是名誉五段，还得过全国老年围棋冠军，他还曾为下围棋写过一副对联：反反复复成败常怀自然心态，死死活活胜负全凭巧妙周旋。

　　对于我姨父晚年爱看闲书，他曾对我说过：“闲书其实不闲，书杂识广，看多了就能参透历史和人生真谛。”并嘱咐我也要多看“闲书”，在“闲书”中陶冶自己。所以我多年来，除了看经史子集和名著作，还养成了爱看“闲书”的习惯。

　　1998年10月12日，我姨父在家中突发脑溢血去世。我姨娘梁寿淦为纪念我姨父逝世五周年，想到盐城出版600多万字的《陈登科全集》，后因种种原因，最终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2003年10月12日出版了《陈登科文集》(前8卷)，并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了首发式和作品研讨会。著名作家江晓天在他的《陈登科：农民-战士-小说家》一文中曾写到：“陈登科的创作道路，他的大量作品及提供的丰富艺术实践经验(包括成功的和未成功的)，是颇值得文学史家、研究家，从历史和美学的角度，深入进行理论的概括与总结。”

　　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冯牧在他的《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一文中写到：“陈登科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作家，出身于劳动人民，从生活里面得到了锻炼，培养自己，提高自己，然后再进入文学的作家，我觉得他们不论生活实践，还是创作实践，都有许多值得我们研究，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总结的宝贵经验。”

　　结篇之余，吾敬撰七律缅怀纪念。

成名小说活人塘，
不畏平时识字荒。
惊世风雷魑魉怒，
六年大狱抱冤殃。
鸣凰浴火涅槃路，
逆水行舟艺海航，
嗜好文章心曲奏，
三朝蜕变化龙翔。

　　通联:盐城市亭湖区迎宾南路102号金福龙大厦南楼1004室周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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