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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林想念排长和战友们想得闷闷不乐时，九斤黄就给他出了个点子：做点下功夫的事就能转移自己的痛苦。

于是他想起了自己一直想做的一件事。

王昌林从原先藏装备的乱石堆上发现了一块桌面大平平整整的大石板，足有三百多斤重。王昌林一个人搬不动，就与李小幺、九斤黄三个人一齐才拖回到他睡觉的大草房来。

把石板立周正了，王昌林就用红石子在石板正中画了一面军旗，用两把树杈像支黑板一样支在大窝棚的正面墙壁下。

从此，每个月他都要对着军旗恭恭敬敬地敬个军礼、唱一遍军歌。他在树杈上还挂上一串香菇，一个月后又添上一串天麻，第三个月又添上一张锦鸡皮，作为当月的党费。

这就成了王昌林每个月固定不变的组织生活。

有军人的地方一定有操场。在秋粮收获之前那段空闲的日子里，三个人用了十几个工作日平整出来了篮球场那么大一个操场。

王昌林每天早上自己例行出自己的“早操”：到悬崖大方石上呼喊排长之后，回来后就带着九斤黄和李小幺在操场上出早操。

生活中还缺什么呢？除了那一份遥远的、无尽的守望，其它似乎什么都不缺了。

一天、一个月、一年，王昌林用来计时的咬牙棒开始是每十根捆一捆。后来是每三十根捆一捆。挎包装满了，就把它们码在画着军旗的石板下的台子上。

当他们又建造出了一间四方形的大窝棚后，王昌林说这就是四排的排部。

排部是一间综合大房子，里边库存着粮食、腊野兽肉，又是放置“军旗”、储存“党费”的地方。王昌林又把那一捆捆的咬牙棒也齐齐整整地排列在那儿。每十二捆一排，也就是一年。

当这排咬牙棒排满十排的那一天，王昌林站在悬崖大方石上出“早操”时，只喊了一声“四排长”，就号淘大哭起来：“四排长啊，你怎么还不回来啊？十年了！我等你们已经十年了啊！我就算耗在这里一辈子也心甘情愿。可我得把任务交下去啊！我若是突然死了谁在这里守望你们、等你们回来啊……”

九斤黄在操场上等着王昌林回来带领他们出早操。当她远远地望见王昌林哭得肝肠寸断的样子，不由得也鼻子发酸、喉咙发硬。

静悄悄地来到王昌林的背后，九斤黄试试探探地说：“王班长，我知道你心里很苦，其实我心里也苦着呢。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身为女人，可已经三十三岁了，却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呀，是一个不孝的女人啊！”

王昌林慢慢回过头，“是啊，十年了啊，我们在这里苦等十年了啊！青春一去不复还啊······”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九斤黄叹了一口气。

“这是很平安的十年，可是，再等十年、二十年，我老了怎么办？遇到意外怎么办？谁来守望排长们？”王昌林望着远方，眼睛一眨不眨，但一群皱纹立马覆盖了他的额头。

九斤黄沉静了一会，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试探着说：“我给你生个孩子吧。你有了孩子，就有接班人了，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孩子可以替你在这里等候你的排长啊。” 停了一下，她低下头小声说：“我也可能是太自私了，老人们说只有生过孩子的女人才算是真正的女人啊。”

王昌林慢慢地转过脸来，怔怔地望着九斤黄。

他并不是石头，不可能对男女之情无感无觉。早在第一年里，自己就对九斤黄产生过很原始很朦胧的想法，可后来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那种想法是一种犯罪行为。无论排长什么时候回来，都要把九斤黄交由上级政府部门处理和改造。在她没有改造好之前，她就是国民党的残匪，就是犯人，就是自己的敌人。自己若跟她不清不白的，就是通敌，就是叛党，就是犯错误、就是犯十恶不赦的大罪。

可是已经在这里守望十年了，后面的日子还遥遥无期。

是啊，万一自己忽然死了，谁接自己的班？如果想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就只有她了。可我跟她生下的孩子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是人民解放军的后代还是土匪反动派的子女？就算是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我跟她结婚，情理上是说得过去的，但政策上说得过去吗？

排长啊，你能批准我这样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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