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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阳生】从文盲到作家
 更新时间:2018-7-21 21:03:30  点击数:4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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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盲到作家 
一一记著名作家陈登科 
文/周阳生

  我姨父陈登科,当代著名作家,曾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安徽省作协主席,著有《活人塘》、《杜大嫂》、《淮河边的儿女》、《雄鹰》、《风雷》、《顾祝同外传》、《赤龙与丹凤》、《三舍外传》、《破壁记》等小说600多万字,并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俄、日、朝等国文字在国外发行。他从识字寥寥的半文盲放猪娃到新四军战士,最终成长为我国著名工农作家。他的传奇经历堪称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奇迹。那么,他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又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呢?这一切都与盐阜大众报的培养密不可分,1983年4月25日在盐阜大众报创刊40周年纪念大会上,他深情地说:“盐阜大众是我的乳娘,我是喝盐阜大众的乳汁长大的”。他还欣然在盐阜大众报报史陈列馆深情地挥毫写下了”盐阜大众是我的乳娘“的题词。他的这句题词一语双关,既表达了对盐阜大众报培养的感恩,又道出了对盐阜人民的深情。

  15岁扛起生活重担

  陈登科于1919年4月5日(农历三月初三)出生在江苏涟水县上营村小兴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由于家境贫寒,直到十二岁才上私塾并取了“陈登科”的名字。由于他生性顽皮,不肯念书,并经常顶撞先生遭责罚,私塾先生辞退他时气愤地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只能放猪,不能读书”。

  陈登科虽然不喜欢读书,却喜欢听故事、讲故事,他也常常听得入迷,讲得忘情。1933年秋,他的父亲因推车累伤致死,他15岁就种田、推车扛起了家里的生活重担。

  1937年他的母亲又因病去世。也就是这一年,19岁的他被鬼子抓了壮丁,但次年他就与本家叔叔陈寿康组织“抗日支队”,在地下党的帮助下率两个半排(70余人)投奔了新四军。1940年,他先后在涟水、阜宁、淮安、盐东等地参加抗日斗争,并当过警卫员、侦察员、通讯员。在战火的锤炼中,他变成了一个作战勇敢,能使双枪的神枪手。由他亲手捉住的汉奸超过100人,击毙的敌伪军也有60多人。当时,敌人听到陈登科的名字就闻风丧胆。1943年初夏,游击队在战略转移时,将一只装有军事机密的公文包遗忘在原驻地,一旦被鬼子找到,将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派人潜回村里将文件包找回。后有人向游击大队长赵静尘推荐了有智有勇的陈登科,他也不辱使命,冒着枪林弹雨,从壕沟夜潜回村,终于赶在敌人前面拿回了那只装有机密文件的公文包,受到了游击大队和赵静尘大队长的嘉奖,后他即被赵静尘调到大队部当警卫员。也就是这一年,他在赵大队长的启发下,开始学文化。

  《鬼子抓壮丁》成处女作

  在过去的革命工作中,他深感没有文化的难处和苦恼,遂恳求毕业于扬州师范的赵静尘教他识字学文化。赵静尘每天教他几个字,他总是利用一切空余时间不停地用树枝在地上写,在手心划,强背硬记,学得极其认真入心。后来赵静尘又教他写日记、写墙报(那时的墙报都是写在布上的,转移时可随时带走)。由于他经常写墙报,被报社的记者发现了,就鼓励他把墙报用纸抄下来到报社去投稿。于是他第二天就一口气跑了50多里地,来到了《盐阜大众报》社驻地,他将自已认为较好的墙报稿送给一位名叫钱毅(阿英之子)的编辑,这篇题为“鬼子抓壮丁”的简讯稿很快见了报,这也成了陈登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处女作。此稿60余字,其中13个错字,21个别字,是经钱毅修改并加了标题发表的。我至今还记得他对我说过他”自己造字“的笑话,他不会写”趴“字,就将”馬”的四点去掉,钱毅问他这是什么字?他说是趴字,馬沒有腿就趴下了。开门吱哟一声的“吱哟”不会写,他就将繁体字的”門”一个格字写半边,并告诉钱毅这是开门的“吱哟”声,他还造了扁担拽子的”拽”字,他在一横上面加两竖点,是个象形的扁担拽子。

  钱毅听后哈哈大笑,觉得陈登科聪敏可爱,爱动脑筋,并经常送书给陈登科学习,《李有财板话》是1944年11月3日赠给陈登科的,这也是他读到的第一本新文艺作品,随赠的书中还有一本是《如何写稿子》。

  抗日走上文学路

  由于陈登科的勤奋好学,1945年4月25日,他被《盐阜大众》评为特等模范工农通讯员,同时被聘为该报的“特约工农记者”。同年7月26日他被调到《盐阜大众》任工农记者。同年10月30日,他第一次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到盐城外围著名的”伍佑战斗”火线采访,写下了《朱文彰模范公民》、《敌人真可恶,杀人还要刀工钱》、《都指望到前线去》、《伍佑战斗》等通讯稿,受到了部队和报社的表彰。同年11月,他由秦加林、陈允豪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登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是在《盐阜大众》工作时起步的,并得到了诸多文坛巨匠的培养与帮助。如1948年底,赵树理帮他修改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替死》(后改名为《活人塘》)的初稿,此书后来由北京三联书店于1950年10月出版,成了陈登科的成名作。同年12月,赵树理等人又推荐他参加了丁玲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1952年春,陈登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并于1954年12月当选为安徽省文联副主席,1956年10月又当选为安徽省作协主席。

  生命不息 创作不止 

  1967年11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安徽两大派群众代表时,江青当众宣布陈登科是“国民党特务”。并说其小说《风雷》是为刘少奇歌功颂德的大毒草。陈登科被捕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月底又被押至安徽省监狱。 1973年10月,安徽省委组织部对他作出了“有关特务问题,查无实据,予以否定”的结论。出狱后的陈登科带着写在香烟纸上的小说提纲,躲进了九华山下的小城青阳开始创作。1974年4月12日,一部洋洋130万字的长篇巨著《赤龙与丹凤》脱稿。继之,他又和肖马合作完成了长篇小说《破壁记》。

  1978年2月,陈登科出席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与巴金一起当选为人大主席团成员。1980年11月,他以被害人身份参加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大会。1982年11月,全国第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根据陈登科提议通过了“恢复原国歌歌词”的决议。1998年10月12日,他走完了自己颇富传奇色彩的79个春秋。时任中记协副主席、《解放日报》原社长王维在1998年11月16日《盐阜大众报》发表了《痛失登科》的纪念文章,称“五羊失一,四羊同悲”。(王维、秦加林、郭云、陈允豪、陈登科均属羊,1948年都曾在《新华日报》华中版工作)。秦加林也发文纪念说:“陈登科走了,带着他的笔走了,带着他念念不忘的盐阜大众走了。陈登科的逝世,不但是中国文艺界的一大损失,也是盐阜大众的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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