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想之花常开在心中

吴月洲，我的乡亲，约大我三岁，他住在我家的西边，只隔三户人家。
虽然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有些现象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去看，确又是说的通的。
就说月洲兄吧，他不论在哪个年龄段，在我眼里都是高大、威俊的印象。浑身总是散发出一股向上、正直之气，你不由得不佩服他。他有些深沉，不爱过多开玩笑，爱思考。不论处理什么事或说什么话他都会思考后表达，可见他是个稳重的人。小时候，长辈们总是爱拿他来给我们说事：“你看人家南山，要样有样、要才有才、要德有德，你们哪怕学到他一丁点儿我都佩服。”南山是他的乳名。正因为他自身的因素和外围的因素便构成了我们对他不敢马虎和服他的态度。就连刁钻、爱抬杠的黑子（小时比较调皮的伙伴）在他面前都不敢卖歪，只要眼一瞪就会老老实实。记得是我刚上小学，他已是我高几年级的学兄了。那时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如火如荼，政治气氛十分浓厚，我们小学生每天吃罢晚饭后都要由他引领到村前的大堤上列队高呼：“毛主席万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等政治口号，也呼一些与群众生活相关的口号，如“穷灶门，富水缸，屋前屋后要扫光”等。名曰：红小兵宣传队。每个学生都不敢迟到更不敢无故不参加，在他的引领下大家都很守规矩。有时间的话，他会隔三岔五的利用晚上组织我们一帮孩子在他屋前的禾场上讲故事，大多讲的是雷锋、王杰、邱少云……他家的书在我们村来说是最多的，他经常把书借给我们看。但他有个规矩，要写借条和不要把书弄脏、弄破、按时还书的保证，如不守约下次找他借就难了。他做人正直、向上，年龄大些且身材威俊、有点霸气自然就成了我们心中的“孩子王”。我在其中是属于兴不起风作不起浪的一类，自然不敢有半分的卖歪之想。其实我有时也有些不服气，心想：我又不求他什么，又不欠他什么，干嘛总是对他心存怯惧呢！是上述一些因素左右了我对他的态度。他是我儿时眼中的“孩子王”，但不是那种坏事的“孩子王”，而是引领我们走正途的“孩子王”。我们村里那时的一批孩子至今都还算优秀，这或许是因为他正气的影响吧！这样说来，我们有他这样一位兄长是我们的好运气。如遇到的是坏事的“孩子王”，出现社会渣子都不足为奇。我记得，当时我们附近有个村庄，一个“孩子王”喜欢干些偷鸡摸狗的事，经常组织同村的一帮孩子拦路抢劫，后来包括这“孩子王”一起劳教了几个，另几个孩子皆是受“孩子王”的影响才误入歧途的。假若他们遇到的是月洲兄这样的“孩子王”，我想他们不会是这样的结果。假若我们遇到的是这个坏“孩子王”，我们也可能会误入歧途。可见“孩子王”对一帮同龄孩子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这正应了一句话：“不怕你命不好，就怕你跟错人”。为什么他在我们那时的村童中能称“王”称“霸”？除了上述的一些外因,我想用唯心主义的思想——相学的气场来解释，完全能说的通，因为他有天然的凝聚力。
有件事情，他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和启迪，至今都还在影响着我。
大概是1980年的夏天，我刚高中毕业，参加生产队的“双抢”（双抢即抢收抢种）劳动。那天骄阳似火，我吃罢午饭到位于队屋后的田边树林里纳凉，等待下午的“双抢”酣战。月洲兄正坐在一棵树下聚精会神地看书，我从他身边经过时对他说：“都毕业当农民了，读再多的书有什么用！”着实，那时对农村娃来说是一考定终生，考得上是穿皮鞋走街道，考不上是赤脚走田埂。我刚考毕，以12分之差落榜，对人生是充满晦暗，也难怪我发出这样的感叹。没想到，我这一句话竟令他大吃一惊，他的脸色发青，眼睛瞪的像乒乓球，放下另一只手中扇风的草帽，愤愤地站了起来，半晌没有说话。看他那样子，我知道我这句话惹了祸。一会儿他非常气愤地说：“你说这话让我心寒，我真恨不得搧你一耳光，换了别人我还听得进去，你是个刚毕业的高中生，在村里像你我这样的人还没几个，你应该知道知识的重要性，你也知道你这次没考上是因为知识不够。高考的大门是敞开的，你今年没考上，不等于明年考不上，还可以努力了明年考么。再说，考不上做农民也要有知识，现在提倡科学种田，傻蛮憨地干是不会有前途的。条条路都通罗马，但条条路都需要知识去引领。”我自知理亏，不想再听他把话往下讲，怕他讲得越来越硬塞耳朵，我红着脸、低着头怏怏地离开了他。离开他时，我感到他乒乓球似的双眼没有离开我的背影，像两把利剑在刺捣着我。后来，我明白这句话对有理想的人来说，有些玷污感，难怪他愤怒。这件事后，我差不多有一星期没过多和任何人讲话，脑海里翻江倒海，一直处在对人生的思考之中。
大约十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吃罢晚饭，他腋下挟着几本书来找我。他说：“如果方便的话，我们找个地方谈谈。”我不知道他要找我谈什么，我断定与上次的事有关，有些忐忑不安。但看他那样子是善意的我点了点头。
我记得那个夜晚月明如洗、繁星满天。我和他在队屋前、四周堆满稻垛的禾场边的一块石磙上坐下。他说：“我邀你出来，是想和你从三个方面谈谈。一是我向你赔礼道歉，那天我对你态度硬了些，言语方面有些伤人，望你原谅。”我说：“感谢你那天的态度和那一番话，我这几天也一直在反思，我的人生路到底该怎样走。你将我混沌的思想骂明白了，我现在有了一些醒悟。”他接着说：“我相信我的眼光，我总觉得你和他们那些兄弟们不一样，是个可琢之器，你只要努力还是很有前途的。这段时间，我为你想了一些，你的功课底子不错，我觉得你应该再好好努力一下，明年参加高考还是很有希望的。”说着他拿出了腋间的几本书：“这是我自己的几本复习资料，我看对你有用，你拿回去好好看一看。”他的这番良苦用心是我始料未及的，让我好生感动，我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止不住两眼里滑出一串串星星，捧着那几本书，犹如捧着他对我沉重的嘱托和对美好明天的希望。我点了点头说：“尽量努力！”他接着说：“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理想的成功，而在于常怀理想，为理想而努力。如果没有理想，人生就没有方向，活得就没滋味。理想成功了我们自然开心，如果没有成功起码我们享受了追求理想的快乐过程。当我们两鬓斑白时，回过头来看人生是无怨无悔。理想就像一张鱼网，渔夫将它撒在江河，很多时候是网不着鱼的。但撒下了鱼网就撒下了希望，就变成了有可能。如没撒下网，就绝对没有收获的希望。这也和我们追求理想一样。理想之花只有常开在心中，总有一天会盛开在心外的。”他这段话中的“理想之花只有常开在心中，总有一天会盛开在心外的”很有撞击力，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让我刻骨铭心，至今都是我努力追求的座右铭。这句话不是出自于哲人之口，而是出自于我一个平凡的乡亲之口，我一直很惊叹，我直感到，他就是我身边可以触摸的哲人。他当时是我们大队的团支部书记。他告诉了我一个喜讯：“我最近被推荐为公社的后备干部，正准备迎接考试，所以我一直在复习，我希望我们一起共同努力。”之后不久，他果然通过考试当上了我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这天晚上我们谈得很晚，也谈了很多。那个银辉洒满禾场、洒满石磙和我们俩身影的夜晚，我至今还历历在目。次年的高考我没让他失望，考上了一所艺术中专。与此同时我又有幸被部队作为文艺兵特招入伍，可谓是好事成双。这一切离不开那一天中午他对我的教训，也离不开那个洒满银辉的夜晚。在我穿上军装即将启程时，他在人群中送了我一个笔记本，只见扉页上写着一行字：“理想之花只有常开在心中，总有一天会盛开在心外的。”这句话我太熟了，是他那个银色的夜晚教给我的，看来他对这句话是情有独钟。这个笔记本，我本来保存的很好的，可我在1986年底从武汉被派往广州军区司令部文化学校学习期间，我在武汉的部分生活用品及一箱书籍被盗，其中就有这个笔记本，想来很有些遗憾。
早些年前的一个新春我回故乡过一次，或许是“酸”味相投，我特地在短暂的逗留时间里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聊。我和他都爱好文学，我家乡的乡亲们常常把我们这类有点文绉绉的人讥称为“酸溜溜”。
初春的寒意并不逊隆冬，我和他坐在生着火炉的温暖的堂屋里，还有他在一旁织毛衣的妻子，他的妻子魏泽群和我是小学时的同学。最让人聚目的是三个在堂屋正中方桌上聚精会神学习的孩子们，他们有时也交头接耳，是弄不懂的地方在互相交流，我记得当时他大女儿好像是刚上高中。我们在一旁交谈，似乎对他们并没产生影响。那一炉火把每个人的脸和怎个堂屋都映得绯红，一看就知道这是温馨向上的一家人。他告诉我：“前几年我辞去了书记的职务。我想我们这奔五年龄的人并不在乎自己有多大个作为了，我为得是想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孩子们身上，如果孩子们能培养成才就是我最大的成功。在书记这位置上经常要出差开会，村里又有很多拉拉杂杂的事要协调，根本没时间管孩子，妻子管孩子的能力有限，我不放心。孩子们都还听话，在学校里也很出色，我不想耽误孩子，就干脆把整个精力倾注在了孩子们身上。人不可能南瓜西瓜都抱到手，就看准一件事情去做，看哪样最有希望最有价值。在我看来培养孩子是最有价值的事，所以我就不在乎官场上的事了。”听罢他这番话，我感到他的思想很有深度，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后来的事实是，他的这种选择非常明智。前年的高考刚告一段落，他就激动的告诉了我喜讯：“我心里的最后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小儿子考上了长沙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我甚为他高兴。至此，他的三个儿女都考上了重点大学。我记得好像他的大女儿、二女儿当时考的都是武汉大学，现在都已经成家立业了。从他对三个儿女的培养结果来看，他无疑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地道的农民能将三个儿女都培养成大学生，而且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在我看来实在少见、实在是个奇迹，月洲兄实在不容易。农村的教育和生活环境都很差，可以想见他和三个孩子一定是饱尝了许多艰辛的。冬天里农舍中寒气涌动、冻手冻脚，夏天里热气腾腾、蚊虫叮咬，还有堂屋外同龄孩子们捉迷藏的泠然笑声，这些怎能对孩子们的学习不构成困难和影响？从结果来看，孩子们都克服了，可见孩子们都是很有毅力的。而他呢，除了关心孩子们的学习外，还要与妻子一道承担家庭的生计和操心孩子们的学费。农人自然更多的是要从事农事，夏要顶炎炎赤日、冬要迎凛凛寒风。农田里就那么点事，能生出多少财富？我想能挣个一家人温饱就算不错了，可见他们一路走来是多不容易。堂屋的火炉一直很红、很温暖，是他的妻子在我们谈笑间不断地在添炭。这次我们谈了很多儿时的事、我离开故乡后的事，当然也谈到了我们相同的爱好——文学的事。我们谈到了朱自清的《背影》、鲁迅的《药》……他好像都没怎么忘，都能娓娓道来。这次是继那个银色的夜晚，我们在石磙上长谈后的第二次长谈。
前年7月，我叔公李士月92岁驾鹤西去，我作为这个家族的长孙是不得不回去相送的。叔公的殡事主要是由他在主理。这次我回来看他明显比以前变化了许多。方块脸已被寒风暑日打造成了咖啡色，眼袋也大了些，浓密一边倒的头发平添了许多霜色，那近一米八的身板胖瘦倒没感觉有多大的变化，整个看起来还是老了些。从他的表象来看，他还是吃了不少苦的。但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窥视出他非常愉悦和满足，灿烂的微笑常从嘴角流出。这次由于家中有事，他也忙，我回家也只是短暂的一天，我们见面只打了个招呼，没有好好坐下来深谈。叔公的悼词是他写的，我仔细听了听很有文采，可以想见他是用了心的，也可以看出他的文学“贼心”还没泯灭。由此，我想起我参军时他送我的笔记本上的那句话“理想之花只要常开在心中，总有一天会盛开在心外的。”从他写的悼词中我感觉得到，他的理想之花还盛开在心中，还是那样鲜艳。从他三个成功的儿女来看，其实他的理想之花已经开在了心外，他已获得了成功。
月洲兄是我人生的典范，是我航行中的舵手。是那个银白色的夜晚，他帮我启开了人生的心智，若没那个夜晚，我的人生篇章可能要改写。是他那句“理想之花只要常开在心中，总有一天会盛开在心外”的话一直在为我驱迷导航，才使我坚持至今，直至今日有所斩获。我的理想之花基本开在了心外，他心中的理想之花也由他的儿女们帮他开在了心外，由此可见，我们俩兄弟都获得了成功。
由我和月洲兄的人生交往可以看出，我们每个人在重要的阶段如果有高人锥击和引领是多么重要，往往是一句话、一种态度就能改变人生。 
 
2同窗的你

漫漫人生路，谁没几个朋友？这些朋友皆是在共同的生活、学习、工作、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因我的人生轨迹丰富一些，所以拥有的朋友可能比一般的人多。除了我的亲人之外，还有许多让人永生难忘的乡亲、老师、同学、战友、道友、同事。他们中很多人给了我很多方面、不同程度的帮助和鼓励。正因为有这些动力，我才没在事业的奋斗之路上止步随众，而是更加奋蹄。
我的朋友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能在一起拍肩互逗的一种；二是随意在一起能天言地语的一种；三是只是面上随谈而为的一种；大部份的来往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这算是第四种吧。当然谈不来、没有缘分、互相挖墙脚、鄙视的就不在朋友之列了。
在我的朋友中，有好几位这样的朋友：很想和他们在一起，三天不在一块聊聊、坐坐就会觉得心里闹空，在一起也并没什么要紧事，有时甚至还会为某个不同的观点唇枪舌弹、争的面红耳赤，但从没翻过脸。我的同学熊平可以算这类的朋友，这段光阴主要集中在我和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初、高中同窗时。
他学习成绩优秀、人际关系融洽、长的帅气、家庭条件优越，老实说，那时我对他有些妒忌，当然这种妒忌源于羡慕。
正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好，在我印象中，初、高中的那几年，班长的“宝座”大部分时间总是由他“独霸”，我想当个××委员都难，你说能不妒忌他吗？
班里的大部份同学都乐意听他发号施令，可见他还是很有凝聚力的。尽管我内心里对他有些不服气，似乎他身上有股磁力，我总是爱和他在一块结伙。他家住学校的东头，我家住学校的西头，都在学校附近，相距不远。每每放学或节假日，我、他、张昌新、张修良、张志虎和黄松柏等一众同学就会聚在学校打乒乓球或做其它活动。往往在这时，我就忘了对他的妒忌。然到了课堂上，那种妒忌感就又会萌生，因他的成绩在班里总是前几名，而我总是中等偏后。有一段时间我对他很生气。记得那时我的数学在班里比较烂，好像那时学的是几何，俗话说“几何几何，挤破脑壳”，学几何确实令人头痛。有一天放学前，大部份的同学将数学作业完成交给他后放了学，留下了我和少数同学。当时是作业不完成不能放学，无可奈何，我趁他不备，拿了“数学王子”李立发的作业抄，他发现后，“兔大个官把自己当马”，很不留情地在我抄作业时拿走了李立发的作业本，令人目瞪口呆，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真想和他吵架。他不紧不慢的说：“你这样的态度，成绩一百年都提不高，我看考试的时候你抄谁的。”我气得脸发红，真想喷他几句，但心虚，咽下了这口气。没想到第二天这事还闹到了数学老师陈汉平处，陈老师不仅点名批评了我，还罚了我的作业。这陈老师没完没了还在接着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耽误”了我半天玩的时间，补了我半天的课。这件事后，觉得自己很倒霉，怎么光遇到这么较真的人。遇到个较真的同学熊平就罢了，怎么还遇上个较真的老师，内心里叫苦不迭，看来这数学赖不过去了，还是努力吧！嘿！别说，后来的几次数学考试还提高了许多，竟冲到了中等偏上，陈老师在课堂表扬了我。但这之后，我并没改变对熊平的态度，一直没用正眼瞧他。有几次我看他好像想和我说话，我头一扭便躲开了他。一次张昌新对我说：“你不要再生熊平的气了，他是为你好，你看你的数学不是迈进了一大步嘛，凭心而论，难道不是他的功劳吗？你应该知道好歹。”听罢他的话，我的气不再那么冲，松缓地说：“话是这么说，可心里憋的慌。”张昌新了解了我不再那么敌视的态度后，主动把我们俩叫到一块才冰释前嫌。
这之后的一个暑假，他突然来到我家，还带来了一位新朋友。他介绍说：“这是我县城的表弟王青松，他的画画的很棒，你们俩有共同的爱好，可以取长补短、互相交流。”王青松还给我带来了一盒国画颜料和他画的几幅画。那盒国画颜料我一直视为宝物，直至我参军离开家乡，那盒颜料过期变硬都没舍得用。在青松送我的几幅画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幅武松打虎图。那幅画画得格外生动，人物比例非常准确，色彩的搭配恰到好处，墨线和色块韵味十足。在没认识青松之前，我还不知道有宣纸、国画颜料等，只知道用广告色在普通的绘图纸上画，但出不了那种墨润色柔的效果，认识青松后我大开眼界。这个暑假我没闲着，一有空就往他家跑，和他及青松一起到堤外的天星洲写生。这个暑假我不仅拓宽了绘画知识的视野，而且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并创作了一幅国画《我是公社小社员》，在沔阳县文化馆举办的书画展览中入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我长大要当画家的“野心”。这之后，我和熊平的感情比以前更加融洽。
熊平在学校算是长得帅气的一位。身高差不多有一米八，身板挺直，国字脸，有神的眼睛不算太大，乌黑带卷的头发与他白晰的肤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什么时候都是衣衫整洁得体，不急不躁，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太大，但歌唱的挺美，学校每次组织文艺汇演舞台上总少不了他。正因为有这么多硬件优势和亮点，所以很逗女同学喜欢，有位同学私下里给我讲：“有好几位女同学给熊平递纸条”但不知道这事是真还是假。
他在班里平时都一直保持“风度先生”的姿态，但也有失态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全校的同学到约四公里外的东堤大队挑柴渣，我和他在一个小组。我因在家常干农活，这挑担的活还马马虎虎，因他家干活的人多轮不到他，所以他干活要比我少、缺乏锻炼，故我比他强一些。半路上他实在受不了，肩膀磨破了皮，就用三个肩膀挑（所谓的三个肩膀，我们老家指左、右肩膀和后脖子下那个突出的地方），这样挑不仅样子难看，而且还会让人笑话。他一步一挪移，样子很滑稽，我逗他：“你这头住前勾，腰躬的快90°真像个大灰熊。”他并没生气，许是没劲和我生气，只是说：“你看怎么办？歇一会吧！”我说：“我们本来就滞后了，不能歇太久，要不天黑之前赶不回学校。”我接着又说：“这样吧，把你的柴渣装一点我的担上，我挑多点。”他说：“到学校后，人家看我挑一点会笑话的。”我说：“你现在都挑不动了，还讲什么面子嘛。这样，快到学校时，我再装回你的担里。”说着，我把他的柴渣装了一部分到我的担上。现在，我跟他翻这本老帐时，他不无感慨地说：“那次把我整得很狼狈，现在想起来肩膀都还感到痛。”
我在班里也并不是没有与他相提并论的地方。比如作文方面，我们俩不说并驾齐驱，但我逊色不了他多少。记得当时教我们的语文老师叫王文发，那时的王老师可能有五十岁左右吧。王老师的头发不多，有点吊嗓子，头总是向上扬，有点偏瘦，但身材不低。他的字写得很好，学校里的钢板蜡纸都是他刻，他的琴弹得很好，学校里每次文艺演出，伴奏总少不了他。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弹得一手好琴，所以我很崇拜他，也很爱上他的课。第六感觉告诉我，他好像也喜欢我。每一次上作文课时，王老师总会把我和熊平的作文在课堂上朗读，这样无形之中又滋生了我长大当作家的梦。那时我写过好几篇小说和文章，我记得其中有一篇《青蛙是我们的朋友》，当时还刊登在了我们地区的《荆州报》上，这也为我今天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熊平的字也写得好，每次全班的优秀作文王老师都要我和熊平用作文纸抄好交给他。他说：“你们的作文我会好好装订成册，给下届的同学们做范文，我也会把他好好保存下来。”我从学校毕业参军至今有三十多年了，一直没有见到过王老师，也一直没有王老师的音讯，回去时向人曾打听过，但他们都说很少联系。老实说，我还是很想念王老师的。
他的家庭条件相对我们大多数同学的来说要优越些。我记得他父亲当时是东方红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大概有四个姐姐大部分都参加了工作，他是家中的独子，虽然他家人对哪个姐姐也不偏心，但家人对他看得还是要重一些。记得每次下雨，不是他爷爷、就是他姐姐们为他送来雨衣、雨鞋，这是我们不敢奢望的事。通常情况下，我们是脱掉鞋袜（这里说脱鞋袜还有些夸张，我们很多时候是不穿鞋袜的，尤其是夏天，一般都是赤脚），直接将赤脚迈进泥泞的路上，也不管泥里有没有玻璃渣或刺物，一路迎风披雨跑回家。有时候由于中午补习回不了家，通常在学校里搭食。在学校搭食是没有菜的，大部份都是自带的酱萝卜、臭豆腐、酸腌菜，可想而知，这种生活不仅艰苦，而且对于我们正长身体的小青年们来说，哪谈得上营养，那时我们大多是面黄肌瘦。熊平的爷爷最疼他，经常给他送饭到学校。有一次，我看他吃的是辣椒炒肉，馋死我了，我禁不住发出一声感叹：“哎，我快半年没闻到肉腥味了！”他说：“想不想吃？”我说：“傻瓜才不想呢！”他说：“明天，我叫我妈多做一份，我请你的客，偷偷地躲到学校后的树林里吃。”他还是顾及我面子的，怕同学们知道了揶揄我。第二天，我果然吃到了他娘做的香喷喷的饭和美味无比的炒肉。这在我今天想来，都还是一顿难忘的美餐。其实，那时我与熊平皆少不更事，后来听说那可是一家人近一月的油盐钱，他爸为了这顿炒肉在供销社排了半夜的队，可怜天下父母心，仅仅是为了兑现儿子给人的一个许诺。哦，人间真情也只有在困难时最能体现。
八十年代初，我高中毕业后身着戎装、别亲离乡，与他各奔前程，这时的他为了有个更好的前程转到了镇上更好的高中就读，从此我们便失去了联系。那时交通和通信条件皆不方便，这是我们近二十年很少联系的主要原因。
从参军离乡到我回故里与他再次晤面，转眼间这段时光便是近二十年。这次我们相见相互的感觉是：彼此的变化都不大。所变的是岁月、所变的是阅历、所变的是他已是一位大学生的爹、所变的是我成了异乡的游子。
对于我的还乡，他是格外激动。在相见的那一刹那，我注意到他的视线一刻也没离开过我，他分明是在寻觅过去的我与现今的我有了哪些差别。当晚在家乡的酒店，他特地召集了能通知到的几位老同学一起为我接风洗尘。肖家新来了，还是做事、说话那么风风火火、雷厉风行；朱寿山来了，还是那么未曾开口先现笑；胡正文来了，还是那么内向持重；张修良来了，还是那么风趣幽默。和他们在一起，我似乎觉得时光又逆转到了二十年前的那段纯美时光，徜徉在他们的欢声笑语中，我是心畅神爽、言举不羁。口没停地说、口没停的喝、口没停的吃，这时的口最忙。记得这次在故乡的几天，我与他基本形影不离，我们谈了很多学生时代的趣事。
我知道他是有机会从政的人，但他并没从政，这是由于他不愿受人制约的性格所决定的。如今他在家乡办了一所属于自己的培训学校。他是一个特立独行、喜静善思、不愿落俗的人，有一种“与其说不达，倒不如不为”的性格。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赌博，在现今我的家乡的确是一个不“入流”的人。他的最大爱好就是干完工作后，看书思考写文章，他说：“我行我所爱，我爱既我乐。”这些年来，他坚持写了一些随笔和散文，我看了几篇，皆文辞溢美、意理精深。我说：“为什么不发表呢？”他说：“我没刻意这样做，如果能发表当然好，但我并不为发表而写，而是为我心而写。”我看了他写的一篇读书随笔，其中有这么一段描写：“读此文时，起初我是头仰靠在椅背上漫不经心地看，慢慢我就将身子坐直了看，接着是头向前倾着看，直至我将这篇文章看完，我才知道我的眼睛差不多贴到电脑屏幕上了。”通过他这段素描似的描写，看他的这番表情，别人没读这篇文章，就已感知到文章的精彩，可见他的文笔还是那么细腻、那么富有深意、那么充满感性。
从那次回故乡后，相对以前我回家勤了些。每次回去都能见到几十年没见的一些老师、乡亲、同学。每次回去我总是最先打电话给他，似乎见到他是我每次回家的“必须”，至于为何他在我心目中位置那么重，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或许，还是同学那段岁月的真情继续在延伸吧！

2010年3月22日于广州

3两头犟牛

一
我与黑子不知是何种缘故，打从记事时起，只要聚在一起就抬杠，不是你看不顺我，就是我看不顺你，每一次都能找到拳脚相向的理由。如有外人在一旁相劝倒没事，但如只有我俩或有人在一旁煽风点火，那肯定是双方鼻青脸肿。我和他小时干过好几次仗。
他小我一点，都出生在这一年的下半年，都属牛。村里人常称我们为两头牛：我是大牛，他是二牛。或许是他长得壮实又黑，所以他父母便给他取了“黑子”这个名，称他为黑子还是名副其实的。我俩从小在一块长大，常常闹别扭。主要是他爱惹事，而我也是一个不服气、不饶人的人，这就是我们俩经常发生“战争”的原因。
二
我和他开战印象最深的一次至今还历历在目。
那是1976年的双抢季节（抢收早稻、抢插晚稻），时间应是7月中旬的一天。
那时我在读初中，我们都只有十四、五岁，学校放农忙假，都回到生产队参加支农劳动。
记得那一天我们在村后的水田里插秧。
这是一大片由湖地改造成的水田，由田埂划成了一块一块，远远望去，像一块巨大的绿白相间的大棋盘。整个面积约有二百亩，我们村在这里约有五十亩。
田头的大柳树上挂着个大喇叭，好像远处也有好几个。整个田野里包括其它村约有近百面红旗，这些旗星星点点，分布在绿白相间的田野里，远远望去就像盛开的大红花。红旗上大多用黄色或白色写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农业学大寨”、“青年突击队”、“铁姑娘战斗队”、“青少年先锋队”……喇叭里的节目是由公社广播站自办的节目，一会儿是领导讲话、一会儿是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公社是根常青藤》等、一会儿是天沔花鼓戏《站花墙》、一会儿播各村写来的好人好事广播稿。记得当时大我两岁的乡亲涂阳斌，经常为广播写稿，受他的影响我也经常写点生产队的好人好事，偶然也播过一两次。（涂阳斌由当时一名爱好文学的农村青年，一直成长为现今湖北省台办副主任，一位副厅级干部，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这天上午九点来钟，我们正在田里争先恐后地插秧。我和黑子的畦是紧挨在一起的，因为我们都是“青少年突出队”的。
广播里正在播歌曲：
“举旗抓纲学大寨呀，
百万人民总动员。
拼命苦战七六年啦，
沔阳变成大寨县。
嘿，变成大寨县……”
这是当时每个沔阳人都要会唱的歌，谁要是不会唱是要扣工分的。当时除了这首歌，还有一些其它歌颂毛主席和党的歌，大多是生产队利用农忙间隙在田间地头请老师和高年级会唱歌的同学教的。
歌唱完后，就是好人好事广播时间。正巧我写的一篇广播稿给播了，很是惬意。当时，身边离我近的几个乡亲对我说：“寿章，有板眼，以后一定有出息，下次把我们也表扬一下。”寿章是我的乳名。
此时的黑子，正在我隔畦插秧，听到这话后醋劲大发，便自言自语地冷一句、热一句地揶揄起来：“有什么了不起嘛，写了几句屁话就当自己是作家啦，我看生成的相、酿成的酱，是个摸牛屁眼的就不是骑马的，再怎么折腾，还能跳出‘龙门’不成。”
黑子的这番讥讽很伤我的自尊心，听后刚才喜悦的心情像浇了瓢冷水，如鲠在喉很是难受。
这时，在他另一侧正俯身插秧的“铁姑娘战斗队”的兰姐听不顺耳站起来说：“有毛病！人家好，为什么不向人家学呀，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你行你就写几句出来我们听听，这样讽刺人家心态不好。”她又转念哀声叹气地说：“哎，不是怨家不聚头。”她们都知道我们俩合不来，爱在一块打斗。兰姐是个有威望的人，说得起我们。
我知道这是黑子没指名道姓在攻击我，但我不想理他。
之后黑子没再说什么，算是安静了一会。整个田里除了插秧时发出的“咚咚”声外，显得格外静谧。
黑子插秧比我快，不一会就插到我后面去了（插秧是往后退的，所以插得快的在后面）。这种宁静并没持续多久，我感到黑子在后面捣鬼，便低着头、弯着腰透过裤裆往后看，原来他鬼鬼祟祟地在拿我后面的几把秧。这秧是各负责各的，都是按需要量扯的，谁扯的谁栽，不够的由自己解决。通常我们都会准备足够，其实他的也足够，他这样做只是想为难我，到时要是秧不够就麻烦了。我气的直哆嗦，本来先前他说那番话揶揄我时就感到很窝火，再加上以前没少受他的气，止不住怒从心头起用手指着他骂将起来“你欺人太甚，本不想理你这只臭虫，但也不是好惹的，你老实把这几把秧放回原处。”我的恼怒他是没料到的，只见他像触电一样抖了一下，手中的秧从指间滑落下来，看那神情显然被吓住了，同时也惊动了在附近劳动的人们。只见他怔怔地站在那里发愣，平时总是他欺负我，哪见过这种阵势。我则不依不饶，咬牙切齿地说：“我数一、二、三，你要是不送回来，老子就不饶你。”说着，我大声铿锵地一字一顿地说：“一”、“二”、“三”这三声喊叫像是从愤怒的炮膛发出，此时是愤怒压抑到了极点。诚所谓：不是不报而是时机没到。
他没有任何动静，我便抄起一把秧向他砸去。此时他离我大约四五步，虽没砸到他，但砸在他面前，泥水溅了他一身，这一下激怒了他。我们俩像接到了战斗的号令，谁也没有犹豫，几乎是同时扑向对方。
此时田野里几乎所有目光都聚焦到了这里，没有任何响声，似乎空气被凝固，大家都知道这短暂宁静后，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一场恶战即将拉开序幕。
这时我的婶娘在叫唤：“寿儿，不要打。”他的叔叔也在叫唤：“黑子，住手。”虽然双方的亲人们在极力喝阻，但我们俩像着了火的汽油，那是止不住的。
他迎面扑来抱住我的胸部，我迅速往下一蹲，他只抱住了我的头，但这个姿势并不好攻击，反给我提供了机会。我趁势抱住了他的双腿，使尽全力把他往上抱，并用头顶他的胸，这样他重心不稳就被我摔倒了。我趁势把他按在泥水里，不想让他起来，要不然他的力气比我大且比我凶，反扑过来我会吃大亏。按了他一阵子，感到再继续下去会顶不住，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个事，这时过来好几个乡亲，把我们拉开了。我知道他起来后，绝不会善罢甘休，上田埂后拔腿就跑，真比兔子跑的还快。
他奋力挣脱劝架的人后迅速爬上田埂，往我跑的方向追。向前没几步便是一杆插在田埂上的红旗，红旗上用黄字写着“毛主席万岁”五个黑体字，旗杆约3米长，旗杆底下是一个可套竹竿类似于“h”的铁叉。听说这是公社当时统一配发的，为了方便随地可插，都统一做了这种铁叉脚。他来不及想，顺手抄起这杆旗，像战场上的旗手冲锋时那样，朝我猛追。这时我离他差不多五十步。只见他没跑多远，在经过田埂旁一个约三米见方的粪坑时，由于田埂太滑，不小心一个趔趄连人带旗一起摔进了粪坑。粪坑并不深，大多是禽畜的粪便，臭哄哄的。他赶紧往田埂上爬，刚上田埂，还没站稳，又摔倒了，一屁股坐到了红旗上，把原本鲜艳洁净的红旗弄得又脏又臭。他身上和脸上都是粪，尤其是那张脸，像刚出矿井的煤矿工人，除了眼睛是白的其它部位差不多都被粪便涂花。起来后他顾不了那么多，一心只想追上我报这一箭之仇，又拿起红旗将有铁叉的那端朝前，就像拿着一杆红缨枪使劲追我。但他很失望，上帝保佑，在他摔到粪坑的那功夫，我已跑了很远，遁匿在了附近的村庄。
甩脱他后，心里十分胆怯不敢回家，于是便顺路一气跑到了东荆河对岸洪湖的姨妈家，在那里我躲了三天。
回来后，父亲气的又是一顿狠揍，边打边骂：“你这个逆子，光给我闯祸，这下把事情闹大了，工作组的郭组长说要批斗你们，我们也脱不了关系，是死是活我可管不了你了。”当时各村都有从公社里下派的工作队，郭组长是负责我们村的。那时老百姓都觉得工作队很神圣，大家都很敬畏。
我当时吓的头晕腿软不敢去，还是父亲把我拽去的。
在郭组长设在大队部的办公室里，黑子早已在那里，还有他的父母，每个人的脸上都没表情，当时的气氛感觉很凝重。
郭组长嘴里叼着一支烟，猛吸了下后吐出一口浓烟，瞪着我们把桌子很劲一拍说：“你们是不是要造反啦！知不知道这是破坏‘双抢’、破坏农业学大寨，这是一起很严重的事件。除此之外，你们还犯了法。”他转身拿出一面红旗，那红旗上有许多污斑，隐隐约约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他看着黑子铁青着脸说：“你看这上面是几个什么字？你不认识吗？这可是毛主席万岁几个字呀，是你那天摔到粪坑里的红旗，你这种行为是玷污毛主席、对毛主席不敬，可是反革命罪呀。”郭组长这么一咋呼，把在场的每个人都吓傻了，立时我们俩和家人都吓瘫了，他的母亲竟然坐到地上哭了起来。郭组长又把桌子一拍：“哭有什么用啊，早干吗去了，平时不好好管教孩子……”他转而换了一下口气，长长地“嗯”了一声，一个劲地直摇头。
整个屋子立时万籁俱寂。这时，大家感觉到有一股布烧糊的气味飘进鼻腔，发现原是郭组长过于激动，不小心把烟头掉到了红旗上，红旗烧了个洞。他的脸色骤然大变，愣了一下，迅速拿起在一旁的《毛泽东选集》将烧的地方盖住。他意识到了什么，也知道我们看到了，大家都不好明说。
郭组长停了一会，口气明显有些缓和地对大家说：“这事我不想闹大，幸好很多社员并不知道你当时拿的是‘毛主席万岁’这面旗帜在打人，也不懂得上纲上线，更不知道这是犯罪，要是被别有用心的人知道了，你们的祸就闯大了，就要挨斗坐牢的。这事你们在外面也不要乱讲，到此为止，如果上面不知道、不追究那就算你们好运。”
他停顿了一下，又用眼光扫了我们一眼：“你们要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搞的不好，你们做父母的也会受到牵连。回去后，你们俩个小家伙每人写一份检讨两天后交我。好了，回去吧！”
后来，我才知道郭组长没深究这事的原因：一是郭组长自己节外生枝，把红旗烧了个洞，如果上纲上线他也吃不了兜着走；二是念我们俩还是学生，也不是本质的问题；三是我们都是贫下中农的后代，要不然成分不好，他也不会保；四是还有些私人关系，他是黑子的远房表叔，是我叔的同学。所以这件事就这样不了而了了。
那个时代是个政治敏感的时代，如果上纲上线，都会倒霉。要不然我们小小年纪也可能少不了胸前挂牌、戴高帽挨斗游街了。
我们开战的当天，在这片田野里劳动的不仅只我们村，还有秦脑村、金脑村、王家渡的人，整个田野里可能有好几百人。大家都看到了黑子拿着红旗追打我的场面，仅凭当时的这一场景，大家都说黑子这家伙太野蛮了。其实大家之前对他的印象也不好，他经常惹事生非和不少人打过架，所以这件事让更多人都说他不是。后来，有些熟悉这事的乡亲和伙伴们还开玩笑对我说：“黑子的旗叉没捣着你的屁股吧！”其实，这次彻头彻尾吃亏的是黑子，他不仅由于技术原因被我摔倒吃了亏，而且满身臭粪拿着红旗追打我的场景让他出尽了洋相，后来，人们提到黑子时总爱把他与野蛮联系在一起。这一战后，可能是心有余悸我们就很少开战了，但暗斗一直没停止过。
三
1979年的初春，我高中毕业后不久，第一次随生产队参加公社组织的到北口大桥挑引桥的劳动（镇在那时称公社）。
这天清晨鸡刚叫，住在隔壁的婶子到我家把我从甜美的梦中唤醒。她把已做好的热饭热菜递到我手上，并叮嘱我初春有些寒冷，要穿够衣服。这情景很令人感动。因为这之前我很少得到婶子的关爱。原因是我母亲在世时和婶子关系不好。我想可能是我过早失去母爱，她要代劳我母亲那份爱吧，也可能是我刚踏入社会、初为农民，她作为长辈想带带我吧，她的这份关爱令我至今难忘。
吃罢早饭后，我挑着箢箕及其它劳动工具出了门。
天还很黑，只有一点微微的光。远处的洪堤、树林、房舍皆呈黛黑。此时村前已陆陆续续聚集了些人，大家都在等到齐后一起结伴而行。
或许是我们说话和工具相互碰撞的声音太吵闹，家门前柳树上鸟窝的两只鸟扑棱着翅膀惊恐地飞向了别处。
赵队长说：“差不多到齐了，就走吧！”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路上，我和黑子及几个年龄相仿的同伴聚在了一起。我只是常和黑子闹些别扭，和其他几位的关系都还融洽，性格也合得来。黑子除了喜欢和我斗以外和其他的几位也斗过，只是没我多，虽然大家都不太喜欢他但也没怎么刻意去排斥他，或许是畏惧他吧！
到北口大桥引桥工地有六、七里地，除了出村口走一段窄窄的田埂外，基本上是柏油马路。
年轻人当然活跃一些，上柏油路后我们一路上说着、笑着、闹着很是开心。
这时三喜提议说：“寿章，你的歌唱的好，你唱首歌吧！”
我说：“一个人唱，怕人家笑话。”
三喜又说：“那我们干脆一起唱吧。”
李双江那首“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在我的带动下飘荡在微微发红的晨空。
路上，前往工地的人络绎不绝，像一条长龙，除我们村外，还有许多其他村的，因为这是公社组织的大型劳动。
受我们歌声的影响，别村的青年也跟着一起唱了起来，立时整个路上成了歌的海洋。虽唱得不怎么着调，但充满了热闹的气氛。记得我们唱得还有当时流行的蒋大为的《牡丹之歌》、邓丽君的《甜蜜蜜》等。歌声不知是什么时候停止的，许是快到工地的原因吧！这段路走得并不累，因为唱歌分散了路途的疲劳。
黑子他不太爱唱歌，自始至终，都没怎么听他唱。但他也没闲着，一路上，只见他不是逗这个、就是逗那个做小动作，手脚没停过。现在想来，他可能有点多动症。
未曾想，到工地后我迎来了人生的第一场梦魇。
这时东方的天边微微喷红，到工地后人们便开始根据年龄、体力、男女自由编组。根据我的个头、年龄、体力我自然是要和黑子、三喜们编在一个组。
我还没感觉到什么时，黑子便和三喜他们一起咬起了耳朵，看那神情就觉得有些诡异，我觉察到有什么不妙。
只见三喜走过来对我说：“他们不愿和你结队，主要是怕你的体力跟不上，他们怕吃亏。”
我一听这话就明白黑子的用意是多么损，当时气的头都晕了，好像坠入到了一个四周充满屈辱的黑洞。我哑口无言，脑海里一片空白，呆立了一会，感到十分伤心。虽然如此，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在农村做事没人要，那就是个废物，是很让人瞧不起的。处在这样的境地，我很恨！一是恨黑子这样有意地欺负、侮辱我。二是恨自己这不足百斤的身材也确实不争气，要是自己身材高大，还不知是谁不要谁呢！
我观察了一下其他几位伙伴的态度，他们怕得罪黑子，都没敢吭气，我只有暗自无助的流泪。
我屈辱、我恼恨、我茫然，此时就像置身在火炉，工地上的一切都像火一样在烘烤我，一分钟也不想呆，只想地下有个洞，立即从这里消失。赶紧含着泪、低着头沮丧地收拾自己的工具，迈着沉重、伤心的步子怏怏地走向回家的路。
我没走多远，有几位乡亲来拉，但我是个犟人，决定了的事情是九头牛也拉不回的，头也不回的走了。
我走后，听到婶子在和他们吵，吵得很激烈。可能是婶子知道这事后很气愤。
回来时，我的脑海里像钻进了一群蜜蜂，乱嗡嗡的。我很想清静，没走来时那条热闹的柏油路，而是走的洪堤。我家门前不足百米便是这道洪堤，从工地往家走和走柏油路差不多，虽不是很好走但安静。我只是想在洪堤上静静地梳理麻乱的心情。
可不理还好，越理心越乱。此时我感到我无用、我无能、我无助，感到人生太苦、似乎无路可走，除了黑暗就只有死路一条，思想钻进了牛角尖。此时，我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把心中的委屈发泄出来。在洪堤一处幽静的地段，我走下堤坡，在密密的防浪林里止不住痛哭了一场。这时我没有了理智，只想一了百了。
我眼前有棵大树，正好在离地面约一人多高处有一根约小腿粗的枝丫。此时我的思想混乱到了极点，直感到那枝丫像是张开的一张无形的黑洞，那黑洞像有一股巨大的吸引力在拉我，不由得让我解下扁担上的绳子走向它。
正当我将绳子套上树枝时，忽然听到树上有几声鸟叫，同时从树上掉下来几根小树枝正好落在我头上。我抬头望去，原来树上有两只鸟在跳跃。我想可能是我在树下的这些傻举动惊扰了它们。这时突然使我想起早晨出家门时惊飞的那两只鸟，好像和这两只一样。会不会就是那两只鸟呢！是不是这两只鸟先前就预料到我今天会做傻事呢！是不是它们在暗地里保佑我，要不怎么会在我正做傻事时，突然叫唤着掉下这几根树枝呢！这几声叫和这几根树枝是不是它们特地在规劝我呢！我虽听不懂鸟语，但它们的好意我是明白的。我想，既是如此，那我就应迷途知返了。这是上帝在保佑我，我不能辜负了上帝的好意。想到这里，我只好把绳子收回。
我爬上堤，感到整个人像充足了气的气球憋得十分难受，好像快要爆炸。我情不自禁地举起双手、仰起头，声嘶力竭地吼道：“我要做人！……”这吼声像惊雷，吼得四野震颤，传来阵阵回声。它反映了我当时的无奈，同时也坚定了我立志凌云的坚强信念，我不信命运信自己。

四
天无绝人之路。后来，我发现了我的长处，我喜欢画画，原来画画也是能赚钱养活自己的。
那时，画画有两个方面可赚钱：一是画匾，农村当时做新房很流行挂这种画，和现在的宣传画差不多。二是画炭精肖像，主要是画老人的像，那时因照相的少，所以画炭精肖像比较流行，生意也好做。我记得当时画一幅匾可卖10到20元钱，画炭精肖像可获5元的报酬。画匾有季节性，一般在立春前后好卖，那时做新房入伙的多，人们都要买一幅或送人一幅。画炭精肖像的生意相对多一些，一年四季都有的做。我叔叔李传汉他的炭精肖像画的不错，我便虚心向他学习，苦练半年后，居然也能走村串户画炭精肖像赚钱了。那时一年能挣到四、五百块钱，要知那时赚这么多钱是不错的，比在生产队挣工分强得多。我记得当时我老师的工资也就每月40元左右，这样算起来比老师还强，很是开心。
凡事弊中必藏利。没曾想到，黑子这次整我，竟歪打正着逼着我走上了一条更适合自己、更有前途的路。
通过这件事，使我联想起了这么一则故事：一个人不小心掉下了悬崖，情急之下抓住了一根粗藤。在他庆幸有这根藤救命时，他抬头一望，大吸一口凉气，原来在藤的上方有只松鼠在啃这根藤。他沮丧极了，心想自己死定了。这时他反冷静下来，他发现身旁有一丛藤草，只要伸手可抓到。他调整好身体后用手拉那丛藤草。拉开那丛藤草后他喜出望外，原来藤草下面是一块突兀的岩石，岩石上是一条可通向崖顶的裂缝。他得救了。
这则故事使我们明白了逆境并不一定是坏事，它可能会帮你激发出心中原本不知的潜能。从这方面来说，黑子这样逼我还是好事。
参军后，我凭自己能写善画的特长成了一名文艺兵，正因为有这特长，在机遇来临时把我放在了合适的位置，才有条件取得今天的成就，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军旅书画家。
五
离别故乡二十多年后的一个初春，我回到了故乡。之前虽曾回去过几次，但一直因逗留时间短、来去匆匆，而未能与黑子谋面。这次，他听说我回来了，特地撇开许多事务来看我。
此时的他与儿时判若两人，给我的感觉是人变得稳重理智多了。他现在也拥有了一份不错的事业，在家乡附近的湖里开发了一个养殖场。主要是养鱼，听说还不错，一年能收入十多万元。
他是开着他的柳州五菱来看我的。
我们俩坐在村前的堤脊上，进行了阔别二十多年后第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记得当时陪同的还有三喜、水生等我儿时的小伙伴。
我两一见面，他就给我来了个拥抱，并直奔主题地说：“分别二十多年了，在一起吧动不动就打，不在一起吧，别说还挺思念的。”他的这番言行弄得我不知所措，由此可见他确实是变了。
我长叹了一口气：“是啊，我和你是一样的心情，有很多次做梦都和你在一块较劲。或许分开是好事，他更能让我们懂得人世间的冷暖、明白什么是真情、知道什么是懵懂。”
黑子说：“在你当兵后的第二年，我也参了军，在黑龙江佳木斯服役。”
因我比他参军早一年，之后他参军的事我并不知道。听说他也当过兵，我感到特别亲切。
他索性给我讲了一个他当新兵时的故事：
“刚当新兵时，我也是怀揣美好理想的，一入伍就一直很努力，想立个功、入个党荣归故里。各方面都很努力，如业余时间积极帮战友洗衣服、打扫卫生等。可人家比我干的更好，怎么都不如别人。有个战友他确实处处都比我做得好，起初我是努力向他学习，争取比他干的更好。可就是比不过他，后来他提了副班长，我心里很不平衡。这时由当初的向他看齐，变成了妒忌。你知道我天然的爱树敌，他便成了我心中的对手。很多时候，他都会以副班长的身份来指出我的问题，如被子没有叠好、军容不整、军事素质不达标等。实际我做的确实不怎么样，但就是不服气，经常和他抬杠。我认为他是在刁难我、是在整我。我一直想寻找机会报复他。
一次机会来了。
那天在训练场吃中饭时，一大行军锅面条刚落地，大家都急着上去装，我也往锅边挤。我拿起勺子正低着头装面条时，忽然帽子被人挤掉到了锅里，帽子上满是面汤，很是气愤，抬头一看，原来是副班长，我一看是他，心里就火腾起来，抄起手中的面碗向他的头上扣去，弄得他满头面条，样子很难堪。他气的满脸通红，说不出话，这次很让我解气。
北国的冬天，格外寒冷。一天深夜，我睡觉不老实用脚把被子踢开了，盖在脚后的大衣也掉到了地上，被从睡梦中冻醒，虽想起来整理但怕冷，实在不想起床。正在我左右为难之时，副班长巡夜，他走到我床边，不动声色轻手轻脚先给我捂好被子，而后帮我把大衣盖上。此时我是醒的，看到这情景很受感动，真恨不得马上起来叫声‘班长好！’就过去的事情给班长道歉，这件事最终我还是藏在了心里。从那时起，我对副班长的看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原来副班长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狭隘，是我太小气了。从此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时我对我在家时的一些言行包括小时和你之间的纠结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后来的军中生活基本上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这期间我还获得了两次嘉奖。”
他停顿了一会又说：“当兵后，我才知道战友情、儿时的伙伴情是多么珍贵，尤其是当兵后的第二年特别思念故乡，也特别想念儿时的伙伴。那时特别想给你写信，忏悔我们过去的无知，谈谈我们离别故土后从军的感受和做人的道理。可那时我不敢给你写信，我怕你还生我的气。”
听罢他这段故事和感悟，我的内心里立时感到豁然开朗。
其实，当我们都离乡别亲戍边卫国，成为一名军人时，我们的所思所想就有了一个相通的交点。
在一旁的三喜开玩笑说：“小时候你们在这堤坡上也没少干过仗，要不再干一次。”在一旁的其他几位伙伴也一起跟着起哄。
当然，这时的他和我已不再是懵懂气盛的少年了。此时我巡望了一下四周的景物，感到人虽变了，但堤还是那道堤、村庄还是那座村庄，变化并不大。
触景生情，不由得不让人的思绪逆转到小时的情景：
打雪仗时他将雪团塞进我的脖子里，冻得我难受，我们俩扭打在一起从堤坡上滚到堤脚下。
我在堤坡上寻猪草时，他将牛粪塞进我的竹篮里，我追着将牛粪泥在他的衣服上。
我骑着牛放牧时，他冷不防在牛屁股上猛踹一脚，让牛受惊而跑，将我摔个仰八叉，等到我爬起来报复他时，他已跑得老远。
……
想到这里，此时我又有另外一番理解：这何尝不是美好童年的一种特殊记录形式呢！他爱恶作剧，我不也是一个太较真的人嘛。他有问题也不是一个巴掌能拍响啊，儿时的玩伴空间、玩得花样、不就只这些嘛。那时一个村也就只有我们几个小伙伴，别无选择。你嫌弃我我也离不开你，我嫌弃你你也离不开我。现在想来，年少时的这些印迹回味起来还是别有一番滋味的，它能幻化出我们对童年一些美好的追忆。这样想来，我还要感谢黑子，是他给我定格了这些美好的瞬间。
黑子三年兵役后，回到了故乡。这时的乡亲们都说黑子变了，不再是那种自私、喜恶作剧的人了，是一个懂得关心帮助别人、懂理谦和的人了。当然，我明白这种改变确实与三年兵役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听弟弟给我讲，大概是九十年代初一个春夜。父亲突然发高烧，夜黑又下着大雨，一家人不知所措，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时，黑子来了。他家隔我家只百十米，那天他刚从养殖场回来，听他爱人说我父亲生病后，就立即来了。不由分说和我家人一起将父亲背到他的柳州五菱车上，披着风雨、行着泥泞的土路颠簸着将父亲送到镇上的医院。在医院里还奔前跑后、请医拿药，忙得整整一夜没睡，听说那次医疗费还是他贴的。这样的事情，对后来的黑子来说，并不是唯一，他帮助过许多乡邻，如哪个家里需要捎带重物到集市上或买东西回来，以及出远门不方便的人，他都会用他的柳州五菱热心相助。
从黑子的这些前后变化来看，我感到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也好、人的品德和性格也好，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能过早地用一时的表现去判定一个人的一生，而应由人生经历、修养、知识和对真善美的感悟来决定。年少时虽有些浅邪的行为和思想，但并不能代表未来和他的本质。其实每个人的本质都是善良的。黑子的这些变化，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面对三喜们这番不怀好意的笑话，我们俩相视一笑，黑子淡淡而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那时我们都小，不懂事。”
长这么大，我从没认真地看黑子的眼睛，此时在我们相视一笑时，我认真地凝视了一下。其实他的眼神是挺祥和、智慧、真诚的，这是之前我从没领略过的。小时只知道我们俩一见面就是敌视、轻视、鄙视，今天他的眼睛像让我看到了两本迥然不同的书，读起来完全是亲切之感。这或许是心态和阅历不同的感觉吧。
晚上，他请我吃饭，我推掉了原先家人的安排，接受了他的一番真情。
他吩咐妻子杀了一只老母鸡，还特地从养殖场带来了我喜欢吃的黄骨鱼、刁鱼等，晚上我们几个过去的小伙伴好像喝了好几斤酒，喝得真开心。
六
现在老家有什么事，我都会打电话劳驾他，他都能热情认真的相帮。想到这里，我又有一份感悟：人啦，善缘也好孽缘也罢，有时候双方都摆脱不了，那就只好让时空、阅历和真诚向善的方面去修去为。很多事不是不可改变的，就看你怎么去把握、怎么去想、怎么去做。做好了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是一段善美的人生。
这就是我们儿时的两头犟牛。

2010年5月于广州

4邻里间留一孔“猫洞”很重要

在我老家湖北仙桃，许多人家大门旁靠地面都留有一个碗口大的小方洞。小时我不知道这有啥用，便问父亲，父亲告诉我，那是给猫留的，为方便猫进出抓老鼠。不管是你家的猫，还是我家的猫，也不管是你家还是我家，有了这个洞，那猫就来去自如，老鼠就不敢猖狂了。消灭了老鼠谁不高兴！
由这农家留的“猫洞”，使我想到了我们现今大多城里人，虽是住在同一栋楼里，但大多互不交往，有的甚至是邻居都老死不相往来，你不知道我姓甚，我也不知道你是干啥的，常常是一进门，随着“咣当”一声，自己把自己封闭在了狭小的小天地里，这样根本谈不上互相帮助、互相关照。其实，生活中我们的思想和家里谁能保证没有“老鼠”钻进来，如我们相互之间都给对方留一孔“猫洞”，常有“猫”从这洞里出来进去，我们就不怕有“老鼠”了。
前几年，我有个邻居半夜突然生了急病。我们这一层住的是七户人家，平常关系虽谈不上亲密，但都相处的很和睦，哪家有个事需要帮助的，只要知道了大家都是鼎力相助。他妻子告诉我们他生病的事后，我们这层楼的每家每户都立即行动起来，有车的出车、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垫钱，及时把他送到了医院。医生说：“幸亏你们送来的及时，要不迟了就没命了”。这件事后，邻居间的感情更加亲密，大家更深刻地体会到了那句“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
还有一则发生在几年前的故事，我是从报纸上知道的，好像发生在我现今所处的这座城市。在一老居民区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者，性格孤僻、独处，他的亲人几乎都在国外。一日，他的一位亲人从国外回来看他，门紧闭，不见其人，后来问邻居，邻居说有近半年不见了。这位亲人感觉不妥，赶紧报派出所，在警察的协助下，将老者的门打开。一看，在场的每个人都惊呆了，原来老者的尸体已在厕所变成了一堆白骨。警察推断，可能是老者在厕所不慎滑倒摔死，死了差不多有半年，正好与邻居所说的时间相符。这件事情出现在繁华的闹市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如果这位老者性格开朗，有几位常来常往的邻居可能就不是这种结果了。或许，他当时本没摔死，如有邻居及时发现、及时救治，也许还活着。可见，我们人与人之间，尤其是邻居相互之间留一孔心灵的“猫洞”是多么重要。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很少见“猫洞”，而常见的是每户大门上多了一孔“猫眼”。
2011年4月
 

5木匠外公的智慧与善良


在家乡，我的外公魏泽炎是远近闻名的巧木匠。他不仅做箱柜、桌椅是小菜一碟，而且像复杂的船、桶、风箱、雕梁画栋都不在话下。他不仅手艺巧，而且为人也非常的正直善良。
听人们讲，有很多穷人家嫁女娶媳妇，做家具因给不起工钱，他要不只收几升米，要不索性不要。
有次，一位从部队回来探亲的年轻军官，买了鱼和肉约二十斤专程来看望我外公，外公感到莫名其妙。原来是多年前军官还在家时，姐姐出嫁，他姐的陪嫁家具是我外公做的，那时因家穷没给工钱，军官一直记得这恩，这次回家探亲，在他母亲的嘱托下来报恩的，外公很受感动。
后来他在教育我们这些后代时，常拿这事来教育我们：“要多做好事，做了好事终会有好报。不要把眼光放在当时看，而应该放长远看。做事不求回报，到时自然会有报。”外公的这种做法和做人的准则对我们这些后代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外公不仅善良，而且很有智慧。
我大概八岁时，有一次在正做活的他身边玩，他指着一根长不到一米疙疙瘩瘩的怪木头，要我把它搬到屋外去晒，那木头有些沉。我说：“这木头既怪又重有什么用啊！”外公说：“你别小看这根木头，这是我托人从山里找来的，它硬和重的特点正是我做条刨的好材料。”他不厌其烦地继续给我讲：“把它做成条刨后它有硬和重的特点。硬在它刨木板和木条时不会磨损自己，因为是条刨要求它必须硬平，只有自己硬平才能把别的木头刨平直。再就是沉，因为沉用起来才稳，不会跑道和飞刨。”
听他这么一讲我立即明白了。接着他问我：“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当老师。”因为那时我最崇拜的是老师。他说：“你要想当个好老师，首先要好好读书，使自己的知识丰富，要不然你用什么教别人？就像这刨一样，先要自己质地硬才能刨其它的木头，如本身不过硬，还没刨别的木头就被对方磨损了，那还怎么刨。再就是做人要正直，你要不正直怎么能教出好的学生。就像这刨首先自身要硬平，如不硬平它又怎能把别的木头刨平直。还有就是做人要稳重，你若做事东一下西一下不着实，肯定会是一事无成。就像这刨一样如不沉稳，刨起来就会乱跑、没有方向。所以，你们做人也要好好像刨学习。”
外公关于条刨的做人理论，确实很多深度，现在想来都非常有哲理。
外公一些智慧的思想和善良的品德对我们后人还是起了很大影响的。我们后人中除了我在事业上获得了一点小成绩外，还培养出了几位当老师和教授的表弟表妹。即使在农村的那些表弟表妹们他们也都很勤劳和善良。
由外公智慧和善良的品性对我们的影响不难看出，不管是家庭还是社会各方面的正确教导是多么重要。
2012年4月9日

6奇妙的转化

在故乡，我家门前有一条涧沟，宽约一米左右。沟旁有条极窄的路，所谓的路并不常有人走，但有时也要通行。在路的一旁有一棵老柳树，柳树有几根手臂粗的枝丫朝涧沟那边伸出，这枝丫离地面也不足一米高。我常常看见大人们下地劳作，从树下经过，都是低着头而过，有时如负重物通行时很不方便。慢慢我长高了，有时从那里过也会碰头。它旁边的涧沟有时水少，我们上学为了图方便，常从沟上跨过去。有时也会脚踏空掉进沟里，弄得一身泥水。有时沟里水多我们就只好规矩地走远些的大路了。
一天父亲拿了一把柴刀，牵着我朝那棵老柳树走，边走边说：“来，给我帮忙，我今天要解决两个问题。”我问他要解决什么问题，他没有回答我。
来到树下，他便挥起柴刀，砍起那几根伸向涧沟边、阻挠人们通行的枝丫来。他把那几根枝丫去掉小枝和梢，砍成了几根一米多长的木段，又用随手带来的几颗大钉子把它们钉在了一起，一下子那几根木段变成了一个小木排，我问父亲：“这是干啥？”他说：“等会你就知道了”说着，他指了一下我们上学常跨的涧沟那段说：“来和我一起抬到那里去。”他把那木排放到了涧沟上，我这才明白他是在给我们造“桥”。这时我才明白他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去掉了阻挠人通行的枝丫，二是解决了我们过涧沟的不方便，我并且明白，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几根枝丫。这几根枝丫在树上没被利用时，它是人们通行的障碍，而将它砍下做成排后，它便成了方便人们通行的小桥，这个转化太奇妙了。这件事，当时他虽没给我讲太多，但他其实用行动给我讲明了这个转化的哲理。
在我后来的人生中，其实我是遇到过许多挫折的，但我很多时候都会学会将其转化，将不利转化为有利。
如我在理想的追求过程中，常常遭受别有用心者的冷嘲热讽，但我并不是那种容易在别人的嘲讽中退缩的人，而是针对别人嘲讽的原因寻找自己的不足，将嘲讽转化为动力。内心里同时还会升华出一种精神：我就不想让你看扁，我就要做出个样来。虽然在奋斗中吃了不少苦，有时也真想退缩，但一想到别人的讥讽，我就是遇到再大的阻力都会咬紧牙关挺下来。如果说我现今取得了一些成绩，除了亲人、朋友、老师的鼓励和支持这股正力外，其实那股损我、讥我、鄙我、阻我的反力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现在的些许收获，与大多数人的不同就在于我能将阻力转化为推动力。
这就告诉我们，不论是谁、不论做什么、不论在哪里、不论面对怎样的情况，都要学会利用转化。尤其是要学会利用阻力，懂得将阻力转化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化绊脚石为垫脚石，这对每一位追求理想的跋涉者来说尤为重要。
2012年7月18日于成都双流机场
 

7张婶借伞

七十年代初的一个春末，我大约十岁，父亲要我到三公里外的乡卫生所给母亲取药。
回家时骤雨突降，我在一户人家避雨，原来这是张叔的家。张叔和我爸常来往，所以俩家人都熟悉。此时张婶在家，得知我母亲急等着用药，便赶忙把他家的纸伞借给我。那时的纸伞是一件贵重的家当，不像现在的布伞那么普通，一般人是不轻易借的。我撑着伞迅速回到家，及时给娘服上了药。
正巧在我回家时，张叔在我邻居家门口避雨，看到了我撑的伞，他认识是自家的，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心想怎么会这么巧，需要伞时自家的伞及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便招呼我“是不是婶子让你捎来的？”我摇了摇头说明原因。他笑着说：“我说怎么会这么巧呢，你婶子并不知道我在这里呀！”正好他需要伞，我把伞还给了他。这样不仅方便了他，而且我也不用还伞再跑他家一趟。
这件事完全是个天缘，婶子好心把伞借给了我，未曾想我却无意之中成了张叔的“雨中送伞童子”。这件事的结果从张婶的方面来看，他不仅赐予了我一份爱，而且无意之中将这份爱间接转换成了对老公的关爱，可谓是一举两得。
这件事，看起来是偶然，其实是必然。偶然的是张叔在我的邻居家避雨，正需要伞，巧的是此时眼前出现了自家的伞。必然的是我用毕了，正好遇到伞的主人，正是我将方便转移给张叔的好时机。假如没有张婶给我这份方便，张叔就不可能在这特殊的环境下获得这份方便。同时又验证了一个哲理：“与人方便其实是与己方便”，并且这份善的报应是立竿见影。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快四十年，但令我永生难忘。一直以来，我把“张婶借伞”这则故事记在心里，作为准则，不论在何时、何地、何事，只要力所能及，都尽量给人以方便，事先并不求任何“来报”。正因为这样，所以后来我获得了很多人给予我的方便。
200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