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磨难：“一张大字报”。
串联结束后的1967年春季刚开学不久，西安的一伙下乡知青组成的“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像日本鬼子清乡扫荡一样，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地开进我们那里的学校和农村，声称他们是省革委会指派下来抓革命抓大批判的左派战斗队，要求学校停课闹革命，农村停产闹革命。啥叫“闹革命”，就是开展课堂、地头大批判。只要是出身不好的老师、村干部；说过错话、干过错事、当过国军的社员都要拉出来批判斗争。一时间学校和农村，大批判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狼烟四起、势不可挡。地富反坏右以及老师人人自危，人心惶惶。造反派走到那里，那里就鸡飞狗跳，娃哭娘叫。有的教师或村民招架不住轮番批斗上吊投井自杀，有的逃之夭夭，多年不知音讯。我的一位老师逃进甘肃天水山区的一座寺庙里削发为僧，用8年时间潜心研究《资本论》，将论文偷偷递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1977年恢复高考后，被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实现了人生的飞跃。村里的一位曾参加过中条山抗战的国民党连长，实在挨不住车轮式的批斗，一个暴风雨的夜晚趁看管红卫兵睡着，翻窗逃进太白山，在药王庙里跟一个道士学习种植中药材和中医，十年之后得知文革结束了走出大山，一副道骨仙风的形象，走乡串村给村民行医看病，由于医术高超，被敬为神医，受到方圆几十里村民的敬仰。
我当时对红卫兵造反队利用大批判搅乱学校和乡村秩序的现象很看不惯，但又不敢站出来公开反对，就在周日的晚上偷偷写了一张大字报，趁着夜黑翻墙进入学校，将其贴在教研室正面的墙面上，然后又原路悄悄返回。夜里钻在被窝里怎么也睡不着，猜想着校园周一可能发生的事情，一夜未眠。大字报是这样写的：
文革纯粹瞎折腾，
城乡上下乱哄哄，
闹起革命不顾耕，
开会看戏也计工，
谁要反对就批斗，
定罪你是反革命，
片片土地杂草生，
年年没有好收成，
吃粮靠的是返销，
农民不种地，
工人不做工，
学生不上学，
干部关牛棚，
行路没有车，
看病无医生，
红了造反派，
苦了老百姓，
这样下去怎得了，
让人去喝西北风。
1967年5月20日
第二天一大早，我像往常一样到校。一眼就看到教研室前站了许多学生，有几位老师站在一边窃窃私语，面部神情紧张。随着学生们陆续到校，围观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我溜进教室心绪不宁地坐在那里，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情。须臾，我的同桌走进来挨着我坐下，静了片刻问我：“是你写的”？我回答：“不是我写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写的”。这时，我听到教研室前响起了雷鸣般的口号声：“揪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坏份子”！“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打到谁”！口号声此起彼伏，就像滚滚的雷声接连不断。我的同桌悄悄对我说：“赶紧回家吧，躲一躲”。我说：“不是我写的，我躲啥”。他凑近我的耳朵小声说：“你的字体，你的诗歌，班上谁不知道，骗得了别的班，骗不了咱的班啊，万一有人怀疑你咋办，还是回去躲一躲吧”。我觉得同桌说的对，就起身准备回家。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在迅雷不及掩耳的瞬间，大批学生像开闸的急流涌进了教室里，我被团团包围，口号声排山倒海朝我喊来。我立即意识到我被同班某个同学告发了。在我想静下神来自我辩解时，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拳头如下冰雹一样朝我的头上胸前背后打来，我的同桌想保护我也挨了拳头。我被瞬间打翻在地，鼻口流血，趴在地上动不了。这时，我隐约听到我的同桌大喊，别打了，老师来了，让老师处理。接着就听见老师由远及近的声音：都给我住手，事情没有弄清不许动手打人。三位老师奋力拨开人群将我从地上拉起。我用力睁开眼睛看到，有我的班主任老师、语文老师和没有被打倒的红军后代副校长老师。校长老师腾地一声跳到我的桌子上，用洪钟般的声音说：“同学们捍卫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感情学校革委会可以理解，大家爱憎分明的精神也应该受到嘉奖，针对该同学今天的严重错误，学校革委会刚才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决定自现在起开除其学籍，立即离校回家。”在一阵暴风雨的掌声和口号后，我被班主任拉出教室在水渠边洗了满脸的血迹送我回家。
在走了一段路后，班主任对我和颜悦色地说：“你的大字报内容不错，也反映了我和其他老师的心声，但是，你表达的方式和时机不好。你这叫童真，初出牛犊不怕虎，但是你忽视了当前的形势，主动往枪口上撞，自投罗网。学校这样处理你虽然有些过，但是，为了保护你只能这样做，你要理解。你在家好好自学，不要荒废学业，等形势好一些，我再来接你上学。”老师的一席话，给我莫大的安慰，我给老师深深鞠了一躬说：“谢谢老师，你回学校吧，我自己回家”。当我走了好远一段路回过头时，看到老师还站在那里向我挥手，我激动地泪水夺眶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