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磨难：“毛主席万岁的标语”。

从此，我失学了。但是我牢记老师在路上的叮咛，白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夜间在我同桌的帮助下继续学习。时隔不久的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当我从村里架在大树上的大喇叭听到这个消息时非常高兴，意识到上学有希望了。果然不出所料，11月初的一个下午，班主任老师风尘仆仆面带笑容地来到了我的家，告诉我可以继续上学了，并给我代买了课本，要我明天就去报到。

从文革爆发到复课闹革命一年有余，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城市的学校基本停课。而我们乡村山高皇帝远，除了县城外，偏远点的学校还在断断续续维持教学。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开始入学。复课以后，大体是这样的：1959、1960两个年龄段的孩子同时进入小学。1953、1954两个年龄段的学生同时升入中学，他们后来被泛称为69届和70届（初中毕业）。1952年以前各年龄段的学生，是在“文革”前上中学的，被称为老初一到老高三，统称老三届。我是52年生人属于初中老三届。

复课后，我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各门功课都比较优秀，尤其是语文和物理课学的更好，经常受到老师的好评，每一篇作文几乎都作为范文在全年级传阅、在板报张贴，被县广播站配音播出。然而，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平静的日子好景不长，又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1968年元旦的前一天下了一场大雪，田野一片白皑皑。我们一帮同学从学校返回准备欢度新年，路上个别毛笔字写的好的同学就在雪地上书写“红色标语”，如：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等。几位女同学一直很喜欢我的钢笔字和毛笔字，就鼓动我说：“你肯定比他们写得好，你也去写一副吧”。在他们的鼓动下我就走到雪地里写下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元旦过后天气晴朗，大家各自返回学校。

第二天早晨照常出操。按照常规，早操后学校领导都要讲一些事情。这天照样，全体学生集合好等待校长讲话。出乎意料的是校领导今天的出现与以往不同，他身后跟随了三名身穿公安服装斜挎手枪的干警。校领导神情严肃地开始讲话：“同学们，今天是新年第三天，本应该讲一些新年里如何学习的事情。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学校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非法案件”。话音刚落，会场一片哗然。校长伸开双臂做了一个下压的动作，会场很快静了下来。我当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站在队列中还与同学猜测是啥事。校长这时高声说：“现在请县公安局王局长讲话”。只见王局长蹭地一下站起来，大声宣布：“将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坏分子押上台来”。站在他身后的两名公安干警气势汹汹地大步走下台来，径直走到我们班的队列，攉开同学走到我的跟前，将我的双手用力扭到背后疯狂地推搡到了主席台上，踢倒我跪在那里。会场上又轰地一声哗然起来，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我到此时也不知道抓我的原因，脑子一片空白。局长站起来离开会议桌，走到我的背后，伸手抓住我的头发将我的头拽起，喊道：“跪好，听我宣布你的罪行”。紧接着念手中的稿子。“同学们，这个坏分子在元旦前一天回家的路途中，心怀鬼胎，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恶毒地书写在雪地的牛粪上，犯了蓄意侮辱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空前绝后的严重罪行。本应从重从快执行枪决，但鉴于该犯年龄尚不足法办条件，经县革命委员会慎重研究，决定交学校严加管束教育，以观后效。1968年1月3日”。校长接着宣布学校的处分决定：“鉴于该学生所犯的严重错误，根据县教育局革命委员会的建议，经校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给其记大过一次，在全校接受一周批判，并留校察看的处分。希望全体同学以此为鉴，汲取教训，好好复课闹革命，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接着宣布：“散会”。操场的同学、老师一哄而散。

偌大的操场顿时空无人影，我跪在那里不知所从。这时，我才意识到是我把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写在了被雪覆盖的一堆牛粪上，第二天天晴了，太阳一晒牛粪上覆盖的雪先融化了，不知被哪一位返校的阶级斗争觉悟高有心眼的同学发现了，举报到了县公安局，公安局于昨天下午就快速赶到事发地，进行了取证拍照，连夜召开会议研究了处置意见，一大早就赶到学校宣布处理决定。因此才发生了刚才严酷的一幕。

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我的命很苦，去年因大字报我被开除学籍，复课后又发生了这样猝不及防的事情，我的泪水像泉涌一样流了下来。双腿也因在冰冷的雪地上跪的时间太长已冻僵失去知觉。我倒在雪地上，想着我该何去何从，回教室吧我怎样面对50多位同学，他们会怎么面对我；回家吧又怎么向家人交代。我陷入了艰难地抉择。我抬头看着初升的太阳，心里向老天爷诉说我不是故意的，要是知道那里有牛粪，打死我也不敢写。我感到非常冤枉，却有口难辩。我的眼泪哗哗地流进了嘴里，咽进了肚里。这时当我的看到主席台侧旁不远处的水井时，我瞬间产生了死的想法，我觉得只有死了才舒服，才万事大吉，才能够解脱。要是活着我还要接受一周全校师生的轮番批判，记大过和留校察看的处分还要永远背负下去。想到死我突然觉得心情舒畅，觉得找到了我的精神归宿。我当即快速地决定去投井结束我年轻的生命。我鼓足勇气振作精神调整好身子朝井的方向爬去。由于腿冻僵了使不上劲，我只能用双臂使劲朝井的方向匍匐挪动。我大约爬了有10米左右，再有较短的距离就可到井边了，这时耳边听到有踩雪的脚步声，扭头一看，是几位女同学，她们看到我朝井的方向爬，立即意识到我要做什么，大声喊道：停住，你不能这样。四个人迅速跑过来七手八脚将我扶起坐在雪地里，她们我和一起大声哭泣。她们不住地自责，说是她们鼓动我写字，没有料到却害了我，告诉我刚才她们已在班上把事情的经过说清楚了。说完又一起大声哭起来。也许是老师和同学听到她们的哭喊声，纷纷跑了过来，大家把我抬回宿舍里。老师红着眼睛安慰我，好好休息，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凭你平时的表现肯定不是有意为之。大家也纷纷对我安慰，有的同学打来热水给我擦脸烫脚；有的同学买来早饭让我快点趁热吃暖暖身子。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关照下我的心情舒缓了许多。上课的铃声响了，大家看着我躺进被窝后就去上课了。

我躺在床上心绪很乱怎么也睡不着，想到学校给我的处分，即使自己班的老师同学能够宽容，别的班就不可能，他们一定会对我进行轮番批判的，我能让几个女同学和班主任老师陪我说明事件真相吗？不能。可是我又该咋办呢？！这时宿舍的门“吱咛”一声被人推开了，走到我床前的是我的物理老师，他因在反帝反修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暧昧，立场不坚定、态度不坚决，发言不积极，被议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剥夺了代课权，让去喂猪。他的任务是每天用架子车到三十里外的酒厂拉回酒糟子，晚上喂猪吃。因为我喜欢物理课，功课成绩优秀，老师就把我当成他的得意门生，经常给我介绍苏联和美国的物理科研成果，如：卫星、火箭、飞机、武器、航空母舰、现代化农业机械等，使我大开眼睛界，对反帝反修也产生了怀疑态度。因此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他站在我的床前小声对我说：你的事我都知道了，我相信你是被冤枉的，学校对你的处理决定，比给我的处分严重多了，你继续留在学校十分危险，必须很快离开。我欠起身子回老师的话：我也想到离开，可我的腿早上冻僵了现在还没有恢复知觉，走不了啊。老师压低嗓门用急促的口气对我说：你必须尽快离开学校，否则有可能被斗死，你还年轻学习也好，不能这样被糟践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现在就必须走。话音一落，只见老师伸开他那宽大的双臂把我连同被子一起抱起来，走出宿舍快速放进了拉酒糟的经过加工的架子车车箱里，上面盖上木盖，大步流星地将我拉出了学校。由于全校正在上课没有一个人发现老师实施的营救“鬼计”。我在老师的帮助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虎口脱险了。

经过两个小时的行程，老师把我拉到了藏匿之地——酒厂。待老师叫醒我，我才知道路上竟然睡着了。老师把我抱到酒糟车间放到地上，顿时我感到了浓浓的酒香扑鼻而来，刚出笼的酒糟热气腾腾，我感觉暖和了不少。老师向管理人员介绍我是他喂猪的帮手，冬天干活把腿冻伤了，想在这里用酒糟热敷治疗。那人很热情，很快搬来一把小凳子，让我挽起裤管坐在凳子上，挥动硕大的木掀给我的双腿围了一圈热酒糟。又端来一小碗热酒要我一口喝下。说：“里外加热，腿两天就会好的”。这时我发现老师不见了，就问管理员，我的老师呢。他说：“装满酒糟已经拉车走了”。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一个围着围裙的大叔端了一老碗油泼辣子面给我，让我快吃，不够了再要。我难为情地说：我没有钱，我不能吃。大叔笑嘻嘻地说：“你老师连吃带住都给你安排好了，说让你在这里要住一段时间治病”。管理员也搭腔说：“酒厂不会收你的钱的，你在这里放心吃放心住放心治病。老师给酒厂出主意改造工艺，酒厂酒的产量、质量和效益都大大提高，你们来了酒厂高兴还来不及，放心住吧”。

一周以后，我的腿脚彻底好了，行走如常。我给老师说，我想回家。老师说，你哪里也不能去，现在风声很紧，学校的造反派到处找你，连你的家都去过了，你出去就是自投罗网，好好在这里呆着，我把学习课本给你买来辅导你自学。

这样，我就晚上读书学习，白天参加酒厂的劳动，由于我的文章和字写得好，就主动担任酒厂宣传员，写报道、出版报，写宣传标语，很受酒厂的欢迎。我虽然不拿酒厂工资，酒厂认为我也为他们出力，每月还给我5块钱的生活补助，我把这些钱都给了老师，老师又都给我买了学习用品。

我在酒厂一直匿藏到1970年深秋，屈指一算整整有两年时间，这让我大吃一惊，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啊，我已整整18岁了。

在一个秋高气爽，风和日丽的一天，老师来拉酒糟，面带微笑地对我说：“我们的苦日子熬到头了，形势变了，我已恢复了公职调到县教育局工作。你也不用隐藏了可以大大方方地回家了。回去不能放松学习，明年秋季县高中要恢复招生，你要争取考上”。我高兴地跳了起来，连呼毛主席万岁！

在离开酒厂的那一天，厂长给我和老师每人送了两瓶酒。厂里的工人师傅放下手中的活，把我们送到大路上挥手告别。我替老师把最后一车酒糟拉到西宝公路，硬把两瓶酒放到老师的酒糟车上向老师深鞠一躬，感谢恩师的救命之恩。然后，老师向西我向东分手告别。

两年半没有回过家乡，不知怎的，我对家乡产生了陌生感，不由自主地认真地观察着路边的树木和庄稼，想尽快熟悉和亲近生我养我的故土。走在村口碰到乡党，我向他打招呼，他却用惊恐的眼神打量我，吞吞吐吐地问我：“你放出来了，刑期满了”？乡党的话使我立即意识到，村里人以为我被法办坐牢了。我解释说：我没有被法办，也没有坐牢，我在酒厂躲起来了，现在没有事了，就回来了。乡党半信半疑地回答，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快回家去吧，你几年没有音信，快把你爸妈急疯了。

我加快脚步朝自己家走去。走在院子的大门口，我大声喊道：“爸妈，我回来了。边喊边往堂屋走。父母听到我的喊声，撒拉着鞋、歪斜着身子就扑了出来抓住我的胳臂，大声喊道：娃呀，你还活着，你可把我们快急疯了。村里人都说你在学校犯了事被法办坐牢了，我和你妈不相信，我娃是个老实娃不会干违法的事的。我安慰父母：我没有干坏事，也没有被法办坐牢，我好好地。我问我妈呢，父亲说：在屋里炕上坐着呢，眼睛瞎了看不见下不来。我心里一紧说：回屋吧，我慢慢给你们诉说这几年的经历。我大步进屋跨到炕边，喊了声：妈，我回来了，我的母亲哇地一下，放声大哭起来。她伸出双手在空中抓摸我，我抓住母亲的手，急切地问妈你的眼睛——？父亲说：你妈的双眼因日夜思念你哭瞎了。我妈哭着说：“妈想看看我娃现在是啥样子，可是妈的眼睛瞎了，再也看不见我娃的样子了”。妈的话使我伤心悲痛不已，跪在炕上不停地的给母亲磕头，嘴里哭喊着：“是我不孝，害了你二老”。这时我发现原来一头黑发的二老头发全花白，人老了许多。我觉得我特别对不住父母，连续两次让他们为我担惊受怕，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我告诉父母，我再也不上学了，在家好好孝敬父母。父亲打断我的话，果断的说：没事了就好，学还是要上的，家里不缺你的劳动，有机会还是要去上学，没有文化就没有前途。我见父亲的态度坚决，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在家边劳动边学习。

我没有辜负老师和父亲的期望，1971年秋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县上一所知名高中，由于政治形势好转，学校的大批判停止了，学生以学为主，教师以教为本。我稳稳当当，扎扎实实学习了三年，圆满毕业，回乡劳动。

高中毕业回到村里，我成了文化程度最高的秀才香饽饽，大队干部很是重视。基本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给村小学代课、给公社学习班讲课，给学校和村宣传队创作节目、给县广播站和陕西青年报、农民报当通讯员等。岁月如梭，这样一晃又是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