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阶级斗争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主要是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存在大量的剥削阶级势力，如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等，他们试图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只为自己谋取利益而不考虑全国人民。国际上还有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威胁。因此，以阶级斗争为纲领，通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反革命势力，使广大农民获得土地，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剥削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保障了国家对关键领域和重要资源的掌控，有助于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长期稳定。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科技研发等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高效推进大型项目的实施。
随着时间的推移，阶级斗争被扩大化和绝对化，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被错误地扩大化，导致了社会动荡和混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因此，我们不能因此否定阶级斗争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也不能忽视阶级斗争的消极影响和局限性。
建国后，伟人教条的搬用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管理国家，从八大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起，到十大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是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法管理国家和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和形象反对不同意见，为了约束持不同意见者，他把同胞分成：拥护他的好人，反对他的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八大成分，严重违背了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甚至于叫嚣要对这些人“打翻在地，踩住一只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是及其荒谬绝伦的。如果说八大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是小试锋芒，庐山会议大刀阔斧，那发动文革就是登峰造极的排除异己的政治专制主义了。应该说，建国后党本应团结全体人民集思广益奋发图强建设国家，但是作为党的代表人物的伟人，却听不得民主人士和党内同志的不同意见，动撤对不同意见者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甚至于将他们打倒打翻在地关进牛棚监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沒有被迫害的人民也被他整治的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讲真话讲错话办错事，全国人民只能听他的话，照他的指示办事，只能共同呼喊一个口号：毛主席万岁！6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纷纷掀起了产业振兴革命，大家都在大开国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寻找商机发展经济，而我国却在伟人的领导下开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提出要重新划分阶级，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彻底关闭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关起门来搞内斗。提出来了许多愚昧无知、违背宪法、违背常识、与世界形势发展背道而驰的十分滑稽可笑的口号，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知识越多越反动，工人阶级管理工厂，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知识分子靠边站，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旧的公检法，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阶级斗争为刚、纲举目张，走资派还在走、革命派要战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过几年就要再来一次，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打倒孔家店，四个现代化首先要革命化，帝王将相滚下台，无产阶级走上台等等。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由他一手挑起的漫长的政治内斗，严重违背了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初衷意愿，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损失，使国家的发展倒退数十年，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国际舆论评价论中国形势与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用激进的毛主义管理国家，做了仇者快、亲者痛的傻事，让人匪夷所思、难以理解”。
1978年邓小平和胡耀邦大刀阔斧拨乱反正，改正5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同时，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并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昭雪，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邓小平和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
正是邓小平和胡耀邦的这种道德、勇气和历史担当，在短短的几年之间，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具，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必须正确处理好阶级斗争和团结统一的关系，避免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以免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断经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